|
|
|
 |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
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
|
|
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⑥，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駔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①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划等号。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谈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时说：
“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学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战国之前，在“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的情况下，“道”是不离“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官师治教分”，“道”和“器”就分离了。自此之后，诸子皆纷纷言“道”了。“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①
余英时在引用章学诚上引这段话时说，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