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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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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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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②。关于官师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复合，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认为春秋战国之后“道”、“器”分离是学术发展的趋势，“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而是“仁见谓仁，智见谓智”，这个见解确实是很精当的。余英时把章学诚这段话援引为“道统”观念当时“已露其端倪”的佐证，似与章氏原意并不一致。“道”、“器”分离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崛起，其中有些人确实只是坐而论“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经多元化，“因人而异其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庄子慨叹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之后，“内圣外王之道”就“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了。他所说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百家众技”，就包括上文所举各方面的专门家在内。他们虽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对“道”感兴趣，而只从事器用之学，但也属“百家”的一部分，也应归入新兴的知识阶层。西方近代学者把知识分子限定在关心社会政治现实并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这一群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和演变时，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来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战国时代，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份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统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出现了百家纷呈，“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局面，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在《周礼》和《管子》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甘德、石申的“星占”记录了观测天文的珍贵资料，《禹贡》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墨经》反映了我国古代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总结了传统农业的重要生产经验。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珍贵历史遗产的作者，我们显然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古代知识阶层之外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篇首曾正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惜他并未能把这一观点贯彻到自己的论述当中。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关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突破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化事务专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①在余英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以儒、墨两家为先导的诸子，正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②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①“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②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决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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