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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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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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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墨子·尚贤》说：“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正如钱穆所说，儒墨两派的门徒都“相望以仕进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②孔子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此劝人学。”③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的深刻的诠释。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饥饿。这完全符合当时士的价值取向。荀子同样也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④
我们不赞成把“士志于道”说成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认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确实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②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非常“志于道”的，但他们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禄”对立起来。孔子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③。孟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④当然，士的流品很复杂，所以价值取向也很不一样。有的“仰禄之士”只热衷于追求富贵，与“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一些以口舌猎取富贵的游说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士志于道”不能用来概括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说之士，同样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余英时引用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认士阶层有分化，又说：“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⑤其实，自从春秋时代士不再完全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新兴的知识阶层出现，其流品便已日趋复杂，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
当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时，所谓“士食田”，说明他们是有恒产而不必仰禄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称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凭藉和道德标准，而是因为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垄断了文化知识，排除社会下层广大的平民和奴隶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西周士的这种封闭性，使得一个超越贵族阶级之外的知识阶层无从产生。只有在贵族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⑥，才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 二、“道尊于势”是知识精英的自恋情结
关于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与当世王侯的关系，余英时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师、友、臣三种关系，代表道统的士，“相信‘道’比‘势’更尊”①。君主虽然拥有权势，“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却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②对于古代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这种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余英时在书中引用《荀子·尧问》借周公之口所说：“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应该承认，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存在一些不慕富贵、不图安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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