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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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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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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身信念的“正身之士”；而有的王侯对于这种“正身之士”确实也是不敢“骄”、或者说是无法“骄”的。例如齐国的陈仲子号称“廉士”，靠“身织履，妻辟纑（绩麻）”为生，不结交王侯。但像陈仲子这样孤芳自赏的清高之士，在新兴知识阶层中是寥若晨星而没有代表性的。孟子虽然推崇陈仲子为“巨擘”，却如实地指出“仲子恶能廉？”因为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有赖于家人的供给而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战国策·齐策四》记赵国孝威太后问齐国使者：“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余英时认为“这种上不臣于王、中不友于诸侯的极端知识分子在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已具有政治上的高度危害性，以致使赵威后动了杀心”③。其实，赵威后之所以认为陈仲子该杀，并不是因为陈仲子有什么“政治上的高度危害性”，而是认为他的表现树立了一个“率民而出于无用”的榜样。在赵威后眼里，士而“无用”就该杀，这反映了她政治上的无知和专横，但也正好说明战国时代并非是什么“道”比“势”更尊的时代。
由于兼并战争形势的需要，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竞相招贤纳士，吸引人才。一些私门贵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盛行养士之风。对于列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够富国强兵，成就霸业之士。商鞅初见秦孝公，说以三代帝王之道，秦孝公直打瞌睡，第三次谒见说以强国之术，才得到孝公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真正能够富国强兵的人才并不容易求得。燕昭王向郭隗请教，郭隗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①列国诸侯把一些才能之士尊为师友，并不意味着“势”屈服于“道”，而是因为这样一种姿态和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在各国争夺人才的竞争中，这是一种可以得到有利回报的政治投资。《吕氏春秋》对此曾一语点破：王侯尊礼“正身之士”，“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②；“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③。战国时代不乏这种事例。《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余英时说，“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④；“大概当时君主对少数知识分子的前辈领袖是以师礼事之，其次平辈而声誉卓著的以友处之，至于一般有学问知识的人则用之为臣”⑤。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孟子是名声很大的儒家大师，他周游列国，鼓吹仁义之道，但并没有受到过魏文侯对待段干木那样的礼遇。梁惠王一见面就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⑥他到齐国，要见齐宣王，齐王借口有病，不能吹风，让他在临朝时见面。孟子见自己不被重视，只好悄然离开齐国；但又盼望齐王把他召回，在路上磨磨蹭蹭。有人对他这种表现颇为不悦，他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见，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⑦孟子虽然以“道”自负，但他的际遇恰恰说明“道”尊于“势”的说法不能成立。魏文侯对段干木执礼甚恭，但他对翟璜却很不礼貌。《吕氏春秋·下贤》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怠。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论学问才能，翟璜不在段干木之下。翟璜举荐西门豹、乐羊，其功劳更在段干木之上。但魏文侯认为，段干木不肯仕宦受禄，理应受到尊礼，而翟璜既仕宦受禄，就是君王的臣下，不应再要求特殊的礼遇。战国时代不肯仕宦之士是很少的，大多数的士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君王的重用。韩非把君臣关系归结为一种政治交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①；“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②。这虽然反映了法家不讲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有悖于儒家所理解的君臣关系，但却揭穿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实质。
余英时认为战国时代“道”尊于“势”的另一个根据是稷下之学的议论时政。在他看来，这种“议论”“其主要涵义近乎我们所说的‘批评’”③，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具有“抗礼王侯的气概”④；“他们都是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才受到君主的师礼待遇的”⑤。历史事实又是怎样呢？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同书《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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