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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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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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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立起来的说法，与他在书中另一处引用顾炎武所说“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③，认为“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秦始皇仍不能不舍法家而取儒家”④的观点，显然是矛盾的。
“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不能等同，但也不能截然分开。一般说来，不论哪个时代，总是“政治秩序”支配“文化秩序”，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通常也就会有与之适应的“文化秩序”。但是“文化秩序”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既有为“政治秩序”服务的成分，也有与“政治秩序”若即若离乃至于与“政治秩序”发生冲突的成分。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既是一种“政治秩序”，也是一种“文化秩序”，只不过它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秩序罢了。《商君书·定分》说：“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又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定法》假托商鞅之说，实际上当是商鞅死后秦国法家学者的作品，其成文应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焚烧《诗》、《书》、百家语和“以吏为师”之前。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语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秦在实现统一之前就要求地方官吏以法律令教民、令民知法而不犯法的材料。《语书》载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守腾下达文书说：
“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也，而长邪淫僻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巨（至）于罪。”①
南郡守腾发布的这个文告的精神，与上引《商君书·定分》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充分说明了政治秩序支配文化秩序、文化秩序又为政治秩序服务的互动关系。
秦朝政治从总体而言受法家思想支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秦朝政治归结为法家政治。首先，传统文化中的有些政治信条和道德教义，儒法两家的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如儒家讲三纲五常，韩非也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②秦始皇外出巡游，到处刻石显示自己的功业。刻石文中的有些内容，诸如“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等等①；显然都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而且可能就是出自儒生博士的手笔。这些自我颂扬的文句，当然不必认真看待，但至少说明秦始皇对儒家思想并非深恶痛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所选择的继承人，并不是自幼学习狱律令法令和得到自己宠爱的胡亥，而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曾谏阻他阬儒的公子扶苏。其次，秦朝的高层统治集团和整个官僚队伍，并非都是法家的信徒。且不说统一六国之前的吕不韦，就说统一六国之后主张实行分封制的丞相王绾，其政治思想显然倾向于儒家而不是法家。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重提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此时距统一六国的始皇二十六年已有8年之久，可见秦朝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行政体制这个重大问题上，统治阶级一直是有不同认识而且是有斗争的。秦朝置博士官，属奉常，有弟子。奉常掌“宗庙礼仪”，博士掌“通古今”、“承问对”②。侯生、卢生说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③，对秦始皇的这种指责言过其实。秦朝的博士对于朝廷的许多决策，如议帝号、废分封等，都是能够参与讨论的，只是秦始皇较少采择他们的意见而已。秦始皇自以为功业超越三代，要上泰山行封禅。他“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询问封禅之礼。而儒生博士却人言言殊，得不出一个结论。秦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④
为了论证秦朝“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对立，余英时引用睡虎地秦简的《语书》和《为吏之道》，认为《语书》体现了官方“以法为教”的精神，《为吏之道》则反映了儒家重视教化功能和文化秩序的思想。《为吏之道》的思想比较庞杂，既有儒家，也有法家和道家的思想成份。篇中确实有较多反映儒家思想的辞句，如宣扬“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君鬼（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等等。有些字句，还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⑤马雍根据《为吏之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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