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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版权法律文本的出现及其文化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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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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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梁启超指出，对“西人愈奢而国愈富”[55]的西方现象，中国人常常是难于理喻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奢”是一种浪费，怎么可能出现富的结果呢？梁启超的敏锐和思想的穿透力正在于，他在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现象背后把握了中国现在急需的“新人”的培养方向。[56]
在版权财产权理念上，严复强调借鉴西方版权保护成例，提出版税的问题。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与张元济常有书信往来，严复在信中多次说到版税问题。[57]严复还借鉴西方各国版权成例，向张元济提出让著译者分沾售书利益的版权保护建议。他希望自己所译的《原富》一书能享有20年的版权就可以了。[58]可见其对于自身版权财产利益的重视。
作为近代中国倡导版权第一人的梁启超也十分注重稿酬和版权保护。以他所创办的《新民从报》为例，他实行股份制，共设有6股，除梁之外的出资人共四人各占一股，梁启超不出钱却占两股，就因为他是主笔。可以说他占的两股就是他的“稿酬”的转换。[59]
综上，“人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中终于获得了它独特的地位，而文人们对于自身的版权中财产权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愈加重视稿酬及有关版权财产利益的实现！
三、 结论与启示：
清末我国版权立法的尝试尤其是《大清著作权律》的出现，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同意从直接起因上看，它是“枪口下的法律”，[60]是“被动立法的结果”，[61]但从文化的角度，它的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近代我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知识分子对于版权制度的“主体性思考”为其出现奠定了初步的文化基础。借用著名历史学家庞朴先生的说法就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开始从物质层面上接触西方文化；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解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即文化的中层，而这个中层比较复杂的。思想、制度等都在中间层，所以中间跨过了两个时代。[62]《大清著作权律》的出现既是制度层面创新的直接体现，更是近代传统思想流变包括版权思想发展的有益后果。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文化奠基只是初步性的。正如学者所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目的，版权法在中国现代化的焦虑中诞生了。但它将版权保护最起码的个体意识的难题留给了后人，或者恰当地说，它将个体权利意识得以生育的政体机制的改革工作留给了后人，从而注定了中国版权秩序的任重道远。[63]文化为体制之母，版权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是在我国推行和谐版权秩序必须克服的阻力，但文化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其结果是使冲突的文化走向整合。[64]基于此，在中国创建版权文化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一般民众版权文化的素养，这乃是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个艰巨任务。 注释:
[1] 张晋藩：《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思考》，载张生主编《我国法律现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 沈仁干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3] 金眉、张中秋：《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法学评论》1994年第2期。
[4] 陶广峰：《近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概观》，《法学》1995年第5期。
[5] 《大清著作权律》公布前三年的1907年出版的《小说林》杂志第3期就曾刊有这样的“特别广告”:“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亚曾在他主编的《小说丛报》上刊出过不少为争《玉梨魂》等书的版权而写的启事；著名的《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记》第9回中，曾描写蒙阴县令到省城为自己贴德政条子，也不忘刻上“版权所有，蒙阴县本署”字样，以至闹出了笑话。
[6] 参见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3-335页。
[7] 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6页。
[8] 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页。
[9] 罗文达：《中国版权法沿革》，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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