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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据贺麟的回忆，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覆他。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学衡》著文与先生商榷之后。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可见对先生的仰慕。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终生不改，时人称其为"怪"）。1926年夏，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荫麟"有作学者的资格"（另据王焕镳《张君荫麟传》，说"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参见本书附录）。此后二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还值得补一笔的是，1929年初，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而发。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时，梁任公已病逝。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说"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台湾1956年版《张荫麟文集》，全文长48页）
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气度、风范尽在不言中，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不独对梁任公。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对其它师辈如周树人、陈寅恪，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冯友兰，他的评论也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至少也不会象现在那样，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挽张荫麟二首》（载《陈寅恪诗集》第31页）！
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是"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荫麟在他光采而短暂的一生中，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也特别地感人。诵读他的学术论著（也包括教材的编写），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种不甘因循剿袭，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再一次证明，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而曾经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那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很流行，没有任何权威偶象是碰不得，不可说不的。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方有"壁立千仞"之说。唯其如此，优秀学者于"五四"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团地喷涌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体认。
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藉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著底定而鄙薄趋俗。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再而三地"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说，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笔峰带有情感"，"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那时，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欲连根铲除（也毕竟铲不尽）那是几十年后的事。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很见功力。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证。有人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然而，荫麟可贵的是，承传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极轻松。反之，为了《中国史纲》，他却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一轻一重，其味无穷。
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这是最有价值的尊师），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梁任公刚去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即草写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特殊贡献与影响"，客观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载《学衡》第67期。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已是第二篇，记忆有误，不赘）。十多年后，他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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