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编的《思想与时代》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扎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荫麟亲为之跋。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
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升？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
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反驳攻击者，并检讨自己十年前"年稚无知，于（先生）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评析平恕允直，可与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读，此处略过。笔峰转至学术，荫麟说道：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为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百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学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其后矣。（《跋梁任公别录》）
此跋的文风，酷肖乃师，磅礴之势不减。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他不讳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寥寥几笔，可谓弹无虚发，正中鹄的。而于先生史才、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领悟深得精髓，亦属"就有道而正焉"。我作教师的有经验，百依百顺的，尽说好话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那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梁任公是个大忙人，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待我。荫麟靠着他对前辈史才、史识的独具慧眼，《中国史纲》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工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然而，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而且，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充实了新的内涵的。他的治学理路，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峡两岸《文集》均有载录）。所以，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决非故作危词，内中大有深义存焉。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就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
我以为谢幼伟的确算得上是荫麟的钟子期了。荫麟选择对谢氏发此骇俗之论，亦可谓"择其善鸣者而鸣之"。荫麟死后五年，谢氏在纪念荫麟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的发挥："写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有很高的识解的。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考据必进至义理，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然而是考据不落空。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不管他的考据做得怎样好，然只是史料的提供，不是史学的完成。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的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荫麟在新史家群雄纷起的那个年代，能够独树一帜，特具风骨，确实应该归诸他不满足现状，不随众亦步亦趋。众史家中，他是最先觉悟到史学的改造创新，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营养不足"。可以这样说，在史家中，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独居翘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可能性是什么"》、《论同一》等文来看，世纪初西方一些哲学新潮已进入他的视野，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特别是现象学刚兴起，荫麟就注意到了，这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也值得记一笔。
当时，编著中国通史蔚然成风，因为学识才华的特殊，学者普遍对荫麟都期望很高。钱穆在1942年底，把他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作为对荫麟的悼念，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文末即说："故友张君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