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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于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词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史纲》与吕、钱两书对照着读，就看得出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现下亦颇可烛照"左愚"。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于隋唐以前，而略于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于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凸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斵。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擅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峰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详参《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得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采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史纲》的长处，而为上述两大家所不逮。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断（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伺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张荫麟先生的史学》）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见附录）。《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文笔的简洁优美，说理的平易生动，读者初展书，一股久违的醇香就会迎面扑来。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象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繁。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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