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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顾先生的这些评点，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算是人事物俱备，实在是难为情。
当时顾先生认为较理想的通史，点名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应该说，这一点评大体公允。荫麟的书虽未完成，顾氏为之惋惜，但仍给予刮目相看，亦见得《东汉前中国史纲》的价值。
荫麟刚刚经历颠沛流离，生活甫定之后，1940年2月在昆明为《史纲》写下了篇幅不短的《自序一》（见附录）。文气与正文迥然不同，读起来不轻松。一般读者在读完全书后，再去啃《自序一》比较合适。《自序一》，与其说是荫麟对《史纲》调度构思和剪裁史实标准的一个交代，毋宁说它更象是将《史纲》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为理解整个人类史（不独是中国史）提供一种经他梳理过的理路。历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将荫麟的理路与他的实践对照着反复品味，会加深体会熊十力所说的："融哲史两方面"，境界就不一样。
我想首先要提到的，是荫麟在《自序一》里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这话夹在大段理论阐发之中，很容易滑过。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个中人的肺腑之言。教了许多年中国通史，不能不常与教科书打交道。我有时也隐约觉得，通史好编，也最难编。所以，读到荫麟这句话，特别感到震动。
记得严耕望先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耕望以为应该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据笔者所知，较晚还有一位，就是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
说到教材，严耕望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的理由是：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的阅读。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详参《治书三书》，198-199页）
严耕望是钱穆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关于通史课及其教材何以难的一番见解，我以为深得其中三昧。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为好。耕望没有提到荫麟，这是因为《史纲》未得以窥全豹，故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其中，"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八字，最是要领。假若要压缩成一个字，那便是"上下脉络连贯一气"的"气"。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象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很象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工夫，使之生气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何谓"通"？我以为，从高处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静安先生论文学，说是：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史学，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其中信古一派，一般均不取。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以"释古"（即韦伯说的"理解"）擅胜，能给出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荫麟说的"意义"），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史实，以"考古"（即复原实像实况）争长，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但也决不是三块、四块的拼盘，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
"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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