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史家偏好经验事实，一般很少象荫麟那样深陷于哲学沉思。因此，熊十力耐不住破门而出，说道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特赞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莫属（《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1943年）
荫麟天性聪颖，但他从不自恃天赋而学点偷懒。束书不观，空谈义理，天才成为无知浅薄的狂汉，荫麟是不愿为之的。荫麟治学的勤奋几乎近于颠狂。每写一篇文章，精神高度集中，老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寓所里满地满床的书，东一本，西一本，凌乱狼藉得不成样子，他也无所谓。到病重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对友人说："我从今后要学懒了"。可他还是做不到，连劝他改读点轻松的小说，改不了习惯，依然捧起哲学书，手不释卷，直至临终。因为读的书极多极广，著文不论古今中西，随处触发，总见火花。他的时评也写得极犀利明快，有时惹得当局十分恼怒。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四方面所积功底，使他可以和当时任何一门专家对话。然而，通博并不是他的真正骄傲。荫麟对社会、对历史那种全局统揽和深刻洞察的独特把握能力，在当时才是出类拔萃，最具价值的。
在我看来，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两文，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关于这个话题，将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讨论。最后，还想特别要说说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玩"易"》。1956年台湾版《文集》就因疏忽（或别的什么原故？）而漏收，实在不应该。因为，这代表着他关于社会进步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
这篇短文写定于1933年9月。从文内"异国晚秋"字句推测，写作的时候人还在美国。荫麟借发挥《易经》的哲理，实际谈的主题是社会变迁和"革命"。这么一个很深奥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却几乎是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述，很含蓄，也很深沉。短文直指《易经》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而近世流行的"革命"一词又恰好是从《易经》"革卦"里推演出来的。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他极为感慨地说道："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用不着我多加饶舌，熟悉百年来思潮变迁的学人，都能掂出这些话的千钧份量。这才是真正经得起百年历史检验的义理。我要补一句的，这里反映出了荫麟对孔德、斯宾塞以来的社会学基本学理的圆熟运用，而且妙在不着痕迹，极似寅恪先生的风格。所以他对历史的考察，往往侧重社会层面，在制度的创设和功能演化方面，非常用力，颇多新的洞见。这种史识后来被应用到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革、改制的全新诠释上，极其成功，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南宋亡国史补》和《中国史纲》第11章《改制与"革命"》。行内人读了多能体会这些文篇在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但一般读者则未必。尤其是前两篇，形似考辨之作，更不合现在读者的口味。除专门理论探讨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二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
众窍无窍 天然自成
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本世纪之初。190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荫麟对此最感痛惜），留有一些关于通史新体例的设想和春秋、战国《载记》、《年表》等片段尝试。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进入到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此依《七十六年史学书目》统计所得）。
然而，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却秉笔直书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