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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寅恪先生晚年潜心笺证钱柳因缘，自述其心志"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联想及此，莫非荫麟亦欲以《史纲》"自验"其历史哲学运思的"深浅"？笔者不揣愚妄，对若干关节点，谬效前人"代下注脚"于下。不敢说能为先生"发皇心曲"，亦算是为读者诸君深入阅读《史纲》，从《文集》与《史纲》互读的角度，聊尽"导读"的微薄之力。
在构思《史纲》的时候，荫麟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历史大格局的思考。1933年，荫麟从美国寄回长篇论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简称《总结算》），刊登于当年的《国风》杂志。台湾版《文集》所注刊名、年份均有误，此系去世后友人重刊以志纪念。大陆教科社版则未能入录，恐不能不说是智者之失虑。教课之暇，我常以读历史哲学书藉作为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信息也不算闭塞。我敢说，这是一篇超凡脱俗的历史哲学力作。读完《史纲》，再诵读该篇，许多意犹未尽的深义，真是"看山水底山更佳"。
《总结算》对本世纪东西方流行的四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逐次论析其本义，"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火候把握不温不燥，底见功力。令人敬佩的是，荫麟对这些各具方法论价值的思想遗产，都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用求实求真的历史感一一加以过滤，是则是，非则非，不偏执，更不迷信。经这种积极的思虑和批判，凸显出来的是本世纪最难得可贵的思维成果――对机械进化史观和单线一元决定论的摒弃，代之以宽阔发散性的整体思维。他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亦即先验的――笔者按）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任何理论概念再好，比之于实际生活本身，总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历史观念之于历史实际，亦是如此。近来年这一声音高起来："让历史自己说话"！自然，历史哪真能自己说话？它无非要提醒我们，史学必须一步也不能离开对历史证据的搜集和甄核。历史不是为概念而活着的。相反，任何概念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证伪。忠实于历史，乃是史家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通史的整体框架还是板结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拘泥于一些固定化的程式，出于这种或那种缘故，不能直面历史实际。重读荫麟写于50多年前的教材，不能不感慨系之：荫麟正是靠着他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思考，《史纲》才会有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比之于他，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真不敢说。
《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于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锋利。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象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于"此山中"也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作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的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辟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义。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已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等）较浓，还容得联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史学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晶体，先行刊登于1935年《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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