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 |
 |
时间：2009-7-24 13:57:37 来源：不详
|
|
|
界史中极其特殊的“叶利钦现象”。这一现象绝不是单单用叶利钦其人善于玩弄权术所能解释的。
叶利钦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8]
叶利钦是一个具有下列特点的总统：
首先，叶利钦是俄罗斯民族处于探索时期的总统，他的矛盾性实际表达了民族发展中的彷徨。经过了70多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之后，俄罗斯开始重新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但道路何在呢?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的回答。俄罗斯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一夜间告别了过去，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他们向往西方，却不知道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作为这一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必然要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和设计来建设未来，全盘仿效西方模式是他的选择。尽管叶利钦在政策选择上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在是继续前进或是向后倒退的问题上，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仍然选择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利钦的悲剧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
第二，从所持的立场和所选择的民族振兴道路来看，叶利钦是一个党派的总统，而不是“全民总统”。叶利钦“改造”俄罗斯的方案，所追求的目标，都说明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总统。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逆者”，对苏维埃制度、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实践上他所追求的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式发展道路，为此竭力培植私有者阶层，巩固新生的“民主派”政权。这种激进的选择一方面加剧了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深陷党派斗争的旋涡，从而模糊了作为总统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彻底否定过去的选择最终使他保住了权力，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对苏联时期的停滞和危机还记忆犹新。从这一点来看，与所有政治领袖人物一样，叶利钦的错误和正确是并存的，他的目标或许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但错在道路的选择。对于一个处于探索期的民族来说，产生叶利钦这样一位充满错误和矛盾的领袖人物，恰好表现出身处探索期的民族的不成熟性。
第三，从所选择的改革方式和手段上看，叶利钦是一个“革命式”的总统。由于叶利钦事实上的党派总统身份，使得他所坚持的“改革”战略往往得不到多数党派和议会多数的支持，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方式推行“改革”方针，即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激进的方式迅速贯彻各项改革政策，并通过不断改组政府来“校正”方向，使其不偏离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但是，这种“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式不能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第四，从领导和统治方式上看，叶利钦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叶利钦虽然是俄罗斯“民主派”的领袖，但在国家政治决策甚至管理方面并没有被“民主”束缚住手脚。新俄罗斯初期，当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对总统、政府形成掣肘时，他感觉到当初夺取政权时的民主口号无助于高层决策和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依靠他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依靠他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于1993年一举摧毁了残存的苏维埃制度，通过于新宪法，确立了总统集权体制，为他后来的政治作为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后来的执政年月里，叶利钦致力于加强国家最高权力，以政权的力量统一全民意志，尽管有时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会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无损于他统治的大局。
“叶利钦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叶利钦所代表的是那些希望以西方为楷模、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方向的政治力量，他所以能够屹立于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巅峰长达八年而不倒，下列因素的综合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从民意的角度看，有利于叶利钦的社会主流意识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取得对苏共的胜利，所依赖的不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主要靠的是社会主流意识的支持。随着转轨代价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这条发展道路产生怀疑，社会主流意识开始分化。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政治逆转，叶利钦始终能够处于主动地位并控制着全局，一方面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起到了保持政权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使多数人转变立场、引发革命的程度。
第二，从政治力量对比的层面看，除左派共产党人外，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叶利钦。激进社会变革使社会分化，进而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大批陷入贫困的居民集合在左派共产党人周围，使俄共成为惟一能够对叶利钦发起挑战的政治力量。但是，俄共并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