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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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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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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程序；第二，1993年10月暴力流血事件是两大权力中心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仅发生在社会变革的早期，暴力手段并没有贯穿于整个变革过程。何况1993年10月流血事件的直接发难者是议会反对派，而非政府；第三，叶利钦后来的大权独揽基本没有超出(新)宪法即法律允许的范围，当然这仅是从大体而言，违背法律的私下交易任何政权都是无法避免的；第四，叶利钦对反对派总体上是宽容的。例如，他虽然不满国家杜马通过对1991年“8．19”事件的领导者和1993年10月事件的发起者等反对派的大赦令，但毕竟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并迅速接过“民族和睦”的旗帜，在重创了反对派之后仍然能够允许左派共产党人活动，这些人都是叶利钦的死敌，对他的执政构成了长期威胁；第五，面对舆论的大量指责和嘲讽，叶利钦虽然痛心疾首，但始终容忍，认为不能因一己之私愤而破坏民主原则 [11] 。
尽管有上述种种，但从社会转轨的宏观角度看，“民主”与“革命”却是难以兼容的。民主的内涵之一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因此民主应与兼顾各方利益的渐进式变革相对应；集权或相对集权则应与革命式变革相对应。顺便指出，从世界范围的发展类型看，相对集权与渐进式变革也是可以对应的。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在独立之初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就已高度尖锐的社会，不论是走激进变革之路，还是走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所需要的都是政治上相对集权，否则就会出现并果然出现各方利益纷争不已的局面，社会转轨所必需的社会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可能从纷争不已的民主中得到。对于俄罗斯的社会转轨，如果说革命——激进式变革是行不通的，那么“民主式革命”则更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看法是：正是“民主式革命”内在的自相矛盾性决定了叶利钦时代社会转轨实践的矛盾性；叶利钦的悲剧在于，他既想恪守民主，又想搞革命，结果使自己深陷矛盾的旋涡。
3．关于民主制的社会基础
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我们不去重复耳熟能详的“民主即专政”、“民主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的论点。当代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法制社会，它以财产私有、所有制的多样性进而利益的多元化为基础。社会的细胞——公民为权力的本源，公民同时赋予少数精英管理社会的权力，公民(包括由公民组成的企业等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用“契约方式”——法律加以明确和规范。因此，没有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基础——财产私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法制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法律最多成为
“人治”的附属物，民主制度便无从建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上层革命方式率先建立了民主制。
俄罗斯先立民主、后改经济的做法产生了两方面问题。第一，俄罗斯的民主制是脆弱的。“民主派”上台并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后，面对的仍是十分强大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他们迅即采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结构，培植出广大的所有者阶层。这种改革很快便造成政治混乱，这一是因为它严重伤及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二就是因为缺乏稳定的支持者，所有者阶层的壮大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民主派”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它曾两度面临翻车危险，一次是1993年10月与议会反对派的政治摊牌，另一次是1996年大选。回顾1996年总统选举，假如没有西方和国内“暴发户”的金钱支持，没有国
，家机器的全力配合，没有对舆论工具的全面操控，究竟鹿死谁手殊难预料。那么，“民主派”的统治是靠什么支撑过来的呢?靠社会主流意识!靠人们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西方“美好社会”的憧憬，靠“倒退没有出路”的价值判断。在“倒退没有出路”的背后，不难发现人们要在前进中寻求利益实现这一最终的决定因素。然而，两度差点翻车的风险暴露了这种主要靠理念支撑的民主制是何等脆弱。第二，俄罗斯的民主制是似是而非的。它照搬西方，但与西方的民主制貌似神非。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俄罗斯民主制的种种缺陷，它所建立的民主制更多的是程式性民主，远非实质性民主。何以如此，是因为在打破传统结构的过程中一切都处于动荡状态，在新的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确立之前，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契约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法制规范，一切都是不定的、混沌不清的。挪用西方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国情。而按照本国混乱的国情，特别是在政治仍起决定作用、权力斗争长期化条件下，其民主制度建设也只能是服从于政治需要和混乱的。我们的看法是：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是一条颠倒的发展道路，它是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先建立了民主制，再靠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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