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东亚共同性的复活：历史与文化的考量 |
 |
时间：2009-7-24 13:57:46 来源：不详
|
|
|
化的本来要求恢复自身的传统或定势。在这方面，欧洲作为另一个显明的“历史性国际体系”，其近50年来的经历就说明了这样的机理。组成欧洲的那些主要国家近千年间是相对固定的，它们的文化传统也保持了连续性，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曾经因共同的宗教而一体，就是在分立成世俗的民族国家之后，它们也仍在诸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中，在彼此间的关系上获得很高规范。曾经分离的欧洲在经历多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正在走向政治一体化，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形成“欧洲联邦”，不能不说，这正是历史对现实隐隐作了规定。
复活历史性国际体系的传统，这事儿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如今东亚也摊上一份，它并不以具体国家、具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及与此有关诉求的增多，正是东亚作为曾经一体的国际体系的历史，在今天的重新呈现。
3、民族国家普遍成熟产生“溢出”效应
为什么非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才逐渐流露出复活自身传统的迹象呢？
世界总是在一些机缘中展开它的诡秘印痕的。究东亚世界向其自身历史复归而言，缘由动力看来一方面深植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植于历史中的隐秘意志，受到了相应短期性和即时事态的激发。本文倾向于把后者归结为两方面：其一，作为东亚国际体系的内因，是民族国家在该区域的普遍成熟；其二，作为体系之外的原因，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改变以对本区域经济、政治关系的认识。
先来谈后者。从浅层和短时来看，东亚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1)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向心力；2)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南美经济崩溃，欧洲和美国也处于经济不景气中，国际金融资本中的大量游资投向东亚；3)相对其它地区，东亚国际体系保持了政治军事上的相对稳定。在以上几个内生和外设的要素共同作用下，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已意识到，东亚经济整合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不顺时应势，进行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也因于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设“东亚经济集团”，而日本则主张建设“亚洲货币基金”，但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反对，这些计划先后夭折。直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东亚国家才浸透肺腑地感受到，只有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提高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从那时开始，“10+3”会晤机制才得以建立，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才不断增多，而东亚经济整合特别是彼此间的投资和贸易水平，才有了显著提高。
如果没有东亚国家各自的内部需求，那么，上述所谓“外部原因”，也还不会催生出东亚复活自身历史传统之果。东亚走回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恰恰就是是此一区域经过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发展，诸多国家民族普遍实现了独立自主，并在区域内获得了相对以往明显为高的安全感，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才将视线投向各自国家之外，发育起空间范围更大的生活想象。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对实现自身国家意志信心与意志的增强、对自身安全感的增多，使这些国家在相互交往时，会：1）寻求更高程度的合作；2）在合作时会倾向超越以往的国家间悲情意识，即超越历史中的怨恨。东亚的经历其实更完整地体现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政治中，无论欧洲还是东亚，在其历史中都因战争和杀戮，许多国家间都是有悲情的，在今后的历程中它们仍将会存在，但它们显然已不会硬化到让欧洲和东亚不能实现合作的程度。
远在欧洲、近为东亚的国际政治新地图，验证了笔者对于国际政治的一个判断：民族国家在独立和强大后，将寻求自主并与外界发生更多联系，而这种联系多半不会溢出历史和文化的规范。欧洲走向共同体，扎根于历史中形成的基于“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共通的文化背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