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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对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判断,那更是判断者个人的主观意见。许多人认为结果好,就能客观地证明一个决定或观点是正确的。但稍微想深一点,就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做“好”?有些人认为这样是好,有些人认为那样才是好。所有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不可能有不容争辩的客观标准。[19]
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顾颉刚在发表给钱玄同的信时指出:“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20] 这个观点跟波普(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有人认为,文献记载可能会失实,而实物材料(例如出土文物)就是绝对可靠的,用它们可以断定文献是否可靠。顾颉刚不同意这种看法。[21] 毫无疑问,实物史料具有文献史料所没有的价值,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许多实物史料本身不带有文字或图画,即使带有文字或图画的文物往往也只是提供非常简单的信息。没有文献研究得到的详细认识和其他理论的帮助,学者几乎无法理解和利用实物史料。确定文物的年代经常 有很大的误差,确定年代的工作一般也要依靠文献研究得到的认识和其他理论。至于文物上的铭文和图画等等,同历史文献一样,也有作者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实物史料绝不能被视为客观的铁证。考古工作和文献研究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历史学并不比其他学科不幸。我们划分主观和客观的时候,总是把认识者头脑里的想法判定为主观。由此可见,人类的所有认识在性质上都是主观的,虽然一些简单的局部认识可能会跟客观事实完全重合,一些复杂的认识也可能会跟客观事实部分重合或非常接近。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作出结论。但所有结论都是可修改的。如果我们发现了新的不同证据,就改进或放弃原来的结论。人类就是这样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认识客观事实。[22] 上面已经声明,这里是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进行的讨论。笔者不是知识虚无主义者,并不否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就象光学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世上没有不变形的镜子,这决不等于否定镜子作用。顾颉刚认为:“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23] 历史学家与其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如说“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得到的最好的认识。”
历史文献是它们作者的主观认识,这不利于我们研究它们记载的历史事实,却使我们能够考察作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顾颉刚指出,关于远古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神话,我们不能根据它们准确地认识远古的政治状况,却可以根据它们来了解这些文献出现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研究当时的思想史和宗教史。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写这样的故事?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历史学家固然可以综合各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史料,尽可能地探索它们记载的事件和人物的真相,也可以直接研究这些主观因素出现的原因。把对一个事件或人物描述的层累变化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逐渐演变。这往往也是很有意义的[24]。 顾颉刚的观点与德国史学家大卫·施特劳斯在《耶稣生平考》里提出的“神话的解释”的原理相同,是合理解释和利用历史记载的重要方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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