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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四、复兴与启蒙
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伽利略和牛顿等大师以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观察实证展示了人类理性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时欧洲的工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改变阻碍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的分裂局面,工商业势力拥护本国君主。为了加强王权,国君和工商业势力的联盟支持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这导致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理性作为最高标准,对一切违反逻辑、经不起实证检验的观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圣经》中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经典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思想开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道,帮助人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史学被评为“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6]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与民主。现在不少人说这个“科学”是自然科学。这显然是错的。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陈独秀说,所谓科学是指要求逻辑严密、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精神:“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7]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先进理论,对模糊混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是洋务运动提出的要求。如果新文化运动以此为口号,那就算不上“新”了。
顾颉刚回忆他在北京读书的情况时说,当时宋代理学在大学课堂里还相当流行。但他觉得理学到处都是错误。例如理学家说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又说性和情的区别在于性是“未发”的,而情是“已发”的。人的行动当然是“已发”的。按照理学家的讲法,结论必然是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恶的,没有人能做善事。[28] 这显然是用理性主义的态度谴责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工作的时期正好是新文化运动浪潮澎湃的日子。他深受这场运动的先锋胡适、钱玄同和陈独秀等学者的影响。顾颉刚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谬误,早在古代就有人陆陆续续提出批评,但由于社会上保守势力太大,这些批评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被蛮横地压制下去。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不按官方的正统观点讲话,就难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所以大多数读书人都因为饭碗和功名放弃了独立思考,或者出卖了诚实和正直。由于这种社会风气的长期影响,一些学者虽然勇敢,观察深度也受到限制。例如清代的崔述,他指出了许多文献对远古历史描述的错误,却认为儒家经典是完全正确的。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批判扫除了对儒学另眼相看的旧习惯。这场运动对西方理论的宣传,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因此,顾颉刚对儒家学说没有一点迷信。他公开宣称“儒者九流之一家耳”,决心比崔述更进一步。顾颉刚说:“倘使我早生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但现在是不必过虑的了!”[29] 顾颉刚的理论乘新文化运动的飓风流行全国,《古史辨》第1册出版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30] 顾颉刚等学者对古代史籍的怀疑和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战线。
我们说人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客观事实的。由于条件限制,顾颉刚对于远古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可能会有偏差。但正如本文的讨论所表明,他的疑古精神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方法论是合理的。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只是宣传外国的进步思想,批判中国文化的落后因素,没有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而顾颉刚却构建了自己的学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真正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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