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欠缺。不错，中国的枢轴突破是出现於东周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的文明体系的崩溃过程中。就古印度的枢轴突破而言，它是发生於公元前800-500的年代。其时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有些重要变化，但印度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进入分崩离析的状态。至於公元前800-600年发生於古以色列的枢轴突破，以色列是当时西亚文明的边陲小国，随时都受著外来侵略的威胁，内部分为南北两个小王国，也不无政治的动荡，但大致而言，西亚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崩解。至於古希腊，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逐渐变成城邦林立的文明，当枢轴突破开始发生於公元前500年前後，希腊的文明体系并未处於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因此，所谓崩解→突破之说，就事实而言，只是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同样重要的是：即使有文明崩解的事实，正如亚佛得．韦伯所指出的古代人口大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与破坏，这些都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历史证明这些大规模的环境钜变在别的时候并不一定激发思想创新，例如公元四至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蛮族入侵，欧洲陷於分裂，并无思想突破、文化创新伴之而来，何以独独在「枢轴时代」有此结果？环境论对此没有回答。
持环境论的学者，有时针对「枢轴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立论，去解释当时的思想钜变。例如奢帕（Romila Thaper）在解释印度「枢轴时代」佛教的兴起时，就曾特别强调公元前1000年以印度恒河流域发生了古印度史上所谓的「第二次城市化」现象（second urbanization）。这现象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变化，如铁的开始应用、马的饲养、犁耕农业的出现以及市场经济相应的发展，连带新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演化，这些所形成的历史环境的剧变，自然给人以世事无常的感觉。这就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之所由起。因此，他认为就佛教的兴起而论，印度「枢轴时代」的思想文化突破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迁找到原因。
这种环境的解释也失之於太简化，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印度的「枢轴时代」，除了佛教的兴起，尚有古婆罗门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的出现，而後者的思想与前者有著相当不同，何以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出现不同的思想？再者，中国的「枢轴时代」是晚周，如所周知，晚周也出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钜变，与印度「枢轴时代」出现的「第二次城市化」现象很类似，而晚周出现的思想变化与当时印度的思想变化内容迥异。二者在这方面的迥异，配上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同发展，又将如何解释？对这些问题，环境论都难以作答。可见就「枢轴时代」思想变化的成因而言，环境论的解释是有很大限制。
近年来德国学者罗兹（Heiner Roetz）研究儒家伦理与「枢轴时代」的关系，应用西方心理学家科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的个人认知发展模式去解释文化总体的发展，後者认为个人一生的认知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前习惯期（pre-conventional）：相当於人的童年期，对事物的反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行为完全取决於这个行为是否会给他带来一时的满足与快感。第二阶段是习惯期（conventional）：是指一般人在青少年成长的时代，渐渐知道自己的行为必 符合外在社会的习俗规范，在日常活动上要使社会一般人「高兴」。第三阶段是所谓的後习惯期（post-conventional）：在这一阶段，人渐渐知道行为是可以自己自由决定，特别是开始知道个人行为应该取决於普遍抽象的道德理念，而这理念是基於个人内在自主的良知。
罗兹的观点是：这种个人认知发展的模式也可以宏观地应用於解释文化总体的递嬗演变。就中国的文化发展而言，「枢轴时代」是相应於个人认知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後习惯期。罗兹这种理论漏洞甚多，最明显的是把中国「枢轴时代」的思想内容过於简化，才能勉强将之塞入所谓的後习惯期。此处更要紧的是：罗兹虽未明说，但他应用科伯格的理论去解释文化发展，似乎蕴涵一种文化演进论的看法，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有一个共同演化的趋势，当这演化进展到某种程度以後，「枢轴时代」的出现是自然的结果。这种演化论，如果是指世界文化普遍的趋势，则其缺点是很显然的，因为「枢轴时代」，不但在世界许多文化区域 没有出现，即使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明地区，如埃及与西亚两河流域，也未见其踪影。如果此演化论是根据少数「枢轴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经验的归纳，视这些文化为三阶段演化的看法仍然很难成立，因为就我们对古代文明演进的认识，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与中国等地区在「枢轴时代」出现以前，都是神灵信仰笼罩的时代，其文化发展的模式与科伯格所看到的个人认知在前习惯期与习惯期的发展模式相距甚远，不可轻易比拟。因此罗兹从文化演进论去解释「枢轴时代」的出现也是很难成立的。
总之「枢轴时代」这特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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