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後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主要因为在「枢轴时代」，古犹太教内出现了先知运动，不但在古代近东的宇宙王制之外产生了高度的心灵秩序意识，而且把这意识化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权威中心思想起点。这起点经过日後西方文明的繁复发展，特别是中世纪时基督教会的演变，终於制度化为西方的政教分离的历史趋势，也因此造成西方近代以来发展民主与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在「枢轴时代」以後的历史发展虽与西方很有不同，但也有其独特的二元权威出现。首先，在「枢轴时代」以前，印度已有僧侣居四大阶级之冠的社会。古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与佛教思想出现以後，心灵发展的重要性自然在文化上特别受到强调，诚然由此而产生的心灵秩序，因为《奥义书》与佛教思想的基本出世取向，并未与政治秩序形成尖锐的二元对立的紧张性，但僧侣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更形巩固。因此，宇宙王制虽然存在於古印度文明，它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权威体制。总之，「枢轴时代」出现的心灵秩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印度传统的政治次序一直被一个宗教传统所凌驾，而处於较弱的地位。

　　在中国晚周的「枢轴时代」，儒家与道家思想　都曾出现一些心灵秩序的意识，在思想上突破了宇宙王制的牢笼。道家这种意识集中在《庄子》的「心」的观念，於魏晋时代曾经产生与政治社会权威在思想上的紧张性，反映於当时的自然与名教之争。就历史的重要性而言，道家思想在这方面的发展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比。原始儒家，从《论语》到《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都清楚地显示：天命与心灵这两个观念在逐渐地结合，形成一个在天子的政治权威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心灵秩序，由之而产生二元权威的思想契机。这契机在以後的儒家思想传统　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儒家传统　畅发与确立。但契机始终潜存，因此近现代以後，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催化之下，二元权威观念的发展终於有了一些突破，在中国近代知识份子的政治意识　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反映了「枢轴时代」对中国政治文化长程发展的历史意义。

　　此外，在这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相应於「心灵秩序」与二元权威的契机的孳生，「枢轴时代」也出现了不但就政治文化，而且就道德与知识文化而言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作为独立社群的知识份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场。上文提到，在「枢轴时代」以前，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泰半是被「宇宙王制」的政教合一体制所笼罩，因此上层阶级中的知识菁英，没有文化条件与思想资源可以使他们从政治　导阶层分化出来。即使在古埃及，上层统治阶级含有强大的僧侣教士集团，但因为古埃及的法老（Pharaoh）体制是典型的宇宙王制，僧侣集团虽属宗教　袖，仍是为埃及王服务，受其节制。故大致而言，知识菁英作为独立的社群是在「枢轴时代」首次出现，以超越的代言人的地位而与政治　袖有分庭抗礼之趋势。从此这种传统型的知识份子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权威之外，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几个主要传统文明发展的一大特色。

　　大致而言，「枢轴时代」以後，在各个主要文明传统　，传统型的知识份子，在知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与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影响之下，分化为「先知」与「师儒」两个类型，前者追踵「枢轴时代」的知识份子的典型，继续本著以超越意识为基础的理念对政治社会的权威发挥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批判意识，後者却变成各文明传统的经典学术的研究者与传授者，往往不具政治与社会的批判意识。

　　降及近代，「先知型」的知识份子仍然很活跃，他们承袭来自传统的天责感与使命感，认同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特别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继续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世界许多地区，近现代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大变动，特别是法国、俄国、中国的三大革命，都与这传统「先知型」的知识份子有密切关系。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著现代化加速展开，这种传统「先知型」的知识份子的社会文化角色，狻有日趋隐晦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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