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梁又与湖南士绅谭嗣同、唐才常、皮鹿门等人创立南学会从思想上进行 动员士绅阶层计划发展绅权以为兴民权的阶梯。他们动员地方士绅的努力很有成 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长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县前后成立的学会有十三个之多。而南学会在鼎盛时期拥有了超过 1,200 名会员。因此 在1897与1898年之 交湖南的改革运动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绅之间也有扩散开展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湖南官绅在十九世纪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都是 以保守的立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时湖南官绅以维护名教的立场率 先组织起来变成镇压这个运动的主力。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间他们也变成抵抗传教士深入内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坚如今在戊戌时代激化的改革运动居 然能在湖南士绅间引起相当的回响可见当时思想变化之剧。但这回响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旧与缓进的士绅的反击形成空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这些反对改革激化的士绅一如他们前此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传教士是站在捍卫传统政 治社会秩序的立场不但号召湖南绅民起来抗拒思想上的异端邪说而且呼吁中央 与地方政府予以镇压。在他们强大的压力之下改革运动很快地收场。

　　湖南改革运动的激化虽然为时很短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首先它代表传统 皇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开始出现严重裂痕。这社会裂痕在戊戌时代虽然范围不广但 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端在转型时代逐渐扩大终於演成传统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全面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因。

　　再者湖南改革运动也代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的开始。由於当 时反对康梁思想的士绅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区广泛地呼吁与游说 官绅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时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些官绅在思想上组织起来对康梁的改革运动进行思想围断。1898年春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提出 中体西用之说。表面上他是为自强运动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总结与辩护而 实际上他是认为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已因康梁的改革运动而受到威胁他必须出来重新肯定这义理基础。因此张之洞在当时的立场与十九世纪中叶曾国藩的 立场颇有相似之处。曾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廷存在之时出面呼吁全国士绅为捍 卫纲常名教而战；同样地张之洞之印行《劝学篇》也是为捍卫纲常名教而战。所不同的是1895年以后的思想与政治环境已非40年前曾国藩所面对的。曾当年所面 对的士绅阶层的内部并未存有严重裂痕因此士绅阶层可以很快地响应曾国藩的呼 吁而与政府通力合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张所面临的则是一个已经开始分裂的官绅菁英阶层。因此《劝学篇》出版以后一方面固然受到许多官绅的支持但另 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维新运动的人士出面反击例如何启、胡礼恒就曾在香港著文 驳斥张氏的《劝学篇》。可以说一个环绕康梁菁英集团与以张之洞为首的官绅集团以湖南维新为导火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这个对峙与1895年以前因 自强运动而展开的思想论战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内部有关洋务政策的辩论而 前者则是攸关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序幕。

　　戊戌时代官绅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之争不仅导致传统皇权体制的社 会基础动摇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础也受到严重的侵蚀。一方面是西学在1895年以 后大量的输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学与诸子学的复苏；另一方面儒家内部的学说之争特别是康有为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已把儒家义理的基本性格与政治取 向弄得暧昧不明、启人疑窦。儒家正统思想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 以前那样予皇权体制以有力的支持。这些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因为它们是甲午以后所发生的思想文化钜变的一部分。因此在认识传统政治秩序解纽的同时 我们必须对甲午以后改革运动如何开启思想文化的新时代――转型时代作一简要的 鸟瞰。

二　戊戌维新运动与思想转型时代的序幕

　　所谓转型的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 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 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钜变。就这些思想钜变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转型时代的起始点。

　　首先就新的传播媒介而言维新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甲午年 以前中国已有近代报刊出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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