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精神取向危机也是戊戌时代开始的。当时知识份子思盛行研究大乘佛学 便是一个很好例证。这一发展反映儒家思想在当时已不能完全满足一些知识份子安 身立命的需要。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诗文都透露他们在追求佛学时所作的精神挣扎。

　　就戊戌时代或者整个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他们在精神取向方面所作的挣 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展现的焦虑与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 只有把这三方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当时文化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戊戌维新与新的思想论域∶根据上面的分析转型时代中国进入空前 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面对这双重危机当时知识阶层的思想回应自然 是极为纷繁。在这些纷繁的思想演变中逐渐浮现一个共同的论域（ discourse ）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时代已经隐约可见。

　　首先是一种受传统与西学两方面影响的世界观。就传统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是 来自儒家的经世思想不但展现高度的积极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强烈的政治倾向。 就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来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纪以来所含有的极端的人本意识（ 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与历史演进观念。这中西两种影响化合为一种 世界观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这份世界观在当时常常凝聚为一个有著三段结构的时代感∶一方面是对现状有著强烈不满的疏离感；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著非 常乐观的前瞻意识。而连接二者的是对由现状通向未来的途径的强烈关怀。这种 时代感在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思想里与几份主要报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随著这份历史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来的几个观念对转型时代也有重要的影响。 其中最显著的是阁体意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为在戊戌时代提出的一个观念∶ 治天下以阁为体以变为用。从那个时代开始相对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这个观念的内容可以有不同。阁可以指国家或民族或种族或阶级或理 想的大同社会；变可以指历史演进观也可以代表传统儒家视宇宙为一生生不 已的过程。但这整个观念所表现的一种思想模式与关怀则是贯串整个转型时代乃至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
　　其次是新的个人自觉观念后者是从传统儒家思想承袭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人 极意识而抛弃了传统人极意识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观念同时它也吸收了西方近 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所谓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 近代文明所展现的戡世精神认为人已取代神为宇宙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宙。总之这种浮普精神很容 易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凑泊化为现代思想中的人极意识。而它的最初出现就是 在戊戌时代。当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与戡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这份现代的人极意识而形成个人自觉的核心思想。

　　除了阁体意识与个人自觉意识之外尚有一个也是随著历史的理想主义世界观 而出现的思想趋势∶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时代感。后者一方面投射强烈的前瞻意 识；另一方面反映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使得这份时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现实走向未来这个途径问题上。转型时代发生的改革与革命论争就是以这途径问题 为出发点。随著革命的声浪日高与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化与扩大一种激化的现象於 焉出现。

　　这激化的趋势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时代。上文曾论及湖南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激化 现象根据当时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报导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子弟如叶觉迈、 欧?甲、韩文举等在赴湖南参加改革新政前曾协议准备走激进路线甚至考虑探取革命立场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 谭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运动以前所写成的 《仁学》不但有排满反清的主张而且是以冲决网罗这个观念为基调。这基调极 富感性涵意而此涵意与日后激化趋势中的革命观念极为合拍。因此我们可以说谭的思想中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也不为过。无怪乎转型时代革命派的一些激进份子 如邹容、陈天华、吴樾乃至五四时代的李大钊都奉谭嗣同为典范人格。这些都显示∶ 戊戌时代的改革运动已隐含一些激化的趋势。

　　上面我大约地说明了戊戌时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理想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阁体意 识、个人自觉与激化趋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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