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 |
 |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
|
|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近期所推出的“九品”津贴制，似乎就是以打破冗官冗兵与“大锅饭”为前提。
其次，21世纪的史学发展需要静化治史心态。它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史者不为喧嚣热闹与流变不居的现实生活所左右，适当保持研究者的独立精神；二是不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动辄干预别人的研究，党同伐异。
坦率地说，我国近百年来的史学研究虽经两三代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较之原本应该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似乎还略有距离，其中与治史心态不够静化大有干系。翻阅近百年出版的数以万计的著述可知，从率先引进西方近代史学理念与方法的梁任公到如今仍然活跃于史坛的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受政治的影响，史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的界限往往并不十分明朗，堪称传世之作的似不多见，为数更多的却是满足于为某些现行政策作注解，属于短期行为中的急就章，并无更多的学术积累价值可言。如果说前半个世纪属于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政治的辐射与干预在所难免，情有可原，那么，后半个世纪就值得认真反思。无论是批判李秀成、还是评《海瑞罢官》或评《水浒传》，还是评法批儒，之所以闹得那么凶，除了政治领袖的失误与阴谋分子兴风作浪外，同许多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主观认同与热情投入也不无关系。倘若史学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求真，只是为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而展开，就难免太累，历史就果真容易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丑姑娘。每当政治运动过后，放马后炮打死老虎者不乏其人，这也容易使旁观者同推卸责任联系起来。而某些真正卓有成就的史家，即使不是心态平静者，就是解剖自己最厉者。此情不难提醒我们，史学工作者既要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变化，又要适当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尽可能在入世与出世两个境界中了无牵挂，游刃有余。既不存心与现实社会过不去，又不以媚俗的姿态摆弄自己所掌握的那些史料。既要以治史者的识力，切实解答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提供准确而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朴实而高尚的人文精神，为迫在眉睫的全社会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的提高作出贡献，又要通过考察当今人性的多面性与社会的复杂性，提高自己感悟与解读历史问题的能力。
任何学科的学术批评都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杠杆。但就我国历史学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史学批评的整体力度需要加强，这是近年来人们呼吁较多的；另一方面，非学术性语境之遗风亟待摒弃。在某些商榷热点中，被商榷对象明明是在讨论对某个定论应当怎么看，涉及支撑定论的论据问题，其中既有看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差异，也与各自所掌握的史料之量与质的差异，商榷者不是紧紧围绕这些差异逐一展开讨论，而是满足于重复被商榷者原本就不认同的那些论据，或者就把有关定论加以演绎，或者只引用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的语录，然后加以引申，谈些学习体会，甚至还讥讽对方的治史态度与学风，却避口不谈与重建史实有关的史料依据，这就无异于兜圈子，或者把守一方禁区，不允讨论，无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学术风气的良性培养。学术观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一样，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在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的两极之间，那是一片十分宽阔的空间。摆在同行面前的，无论是我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还是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只要不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人人都有解释权，并非只有部分人的解释动机与效果才是爱国的。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历史问题，基于看问题的视角、侧重点、掌握史料的程度、知识结构、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有可能存在差异，人们对同一件史实的重建与解释都难免有所不同，这是十分正常的。历史场景本身作为已经过去的现实，它像现实社会一样错综复杂，治史者只能根据数量有限的和充满主观性的史料去接近历史和解读历史，很难说就能还原历史（地名、人名、时间等简单的知识点不在此例）。人们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场景，所获印象与描述结果就难免不同。人们还可以借用许多不同的背景知识与评判手段去解释那些场景，所得结论也难免不同。从理论上或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其中总有一种描述与解释是最全面和最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研究中，要找出这个权威并不容易。由于文字形式与实物形式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史料本身的主观性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所致，任何权威性的描述与解释既不可能是还原的，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研究者离历史的时空距离越远，“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小，而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