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 |
 |
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
|
|
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越多，这本身就存在矛盾。由于求真乃治史者之天职所在，谁都可以断定自己是某个历史真实的代言人，同时又是有缺陷的代言人。重要的不在于谁的历史描述与解释最全面，谁最有资格拥有或垄断解释历史的话语霸权，而是在于谁的成果比较而言具有相对的说服力与学术生命力，在于各自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以偏概全，以及彼此的互补性究竟何如。如果能明确这些认识， 21世纪的学术争鸣也许可望既能淡化某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色彩，还能省却许多口角之争与意气之争，将互相学习与以文会友等套语落在实处。在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倘若听不到两种以上的学术声音说话，见不到两种以上的学术流派存在，这样的国度自然会显得还缺少一点什么。更准确地说，恰恰因为它原本就缺少一点什么。
再次，强化史学理论，亦当成为新世纪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与行动。
如所周知，在20世纪的传播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与面貌，成效显著；对的片面性宣传与教条式运用，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史学发展的生机，甚至影响的声誉。马克思早就提醒过：“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3）恩格斯也说得毫不含糊：“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4）遗憾的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却曾堂而皇之地扮演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德国青年作家，而且还引以为荣。流风所及，并不因为某些政治运动的结束而销声匿迹。
有鉴于此，多年致力于中西史学理论研究的何兆武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年来，历史学在材料方面的进步（尤其在发掘方面），是有目共睹的。而相形之下，理论方面的进步就显得较为薄弱或贫乏。”（5）不管我们切实掌握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准何如，也不管我们能否把历史学笼统地归入社会科学，都应大量投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之具体研究，都应重视史学的人文理念与人文价值，更要掌握货真价实的社会科学（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等）中的基础理论、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且不说西方史学界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应否携手并进与互补，21世纪的我国史学界应当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领域多下工夫，加强理论研究的力度，为恩格斯期待过的“发展唯物主义”（6）有所贡献。
何兆武先生还说：“每个历史学家首先都是一个历史哲学家”（7）。此论对许多西方同行而言，似乎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概括性，对我国史学界来说，却具有较多的号召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遍使用与社会信息化的继续推进，为数更多的研究者可望省去许多摘抄与整理卡片的时间，转入对国际同行之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动向的密切关注，适当投入相关研究，进而创造更多的国际对话机会，像积极申办奥运会一样，早日申办世界历史科学大会，更好地展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史学研究阵营与相关水准。
不管新世纪的开端应属何年方为确切，难以舍弃的20世纪都将化入我们的记忆而成为过去。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我自量迟钝，从来不敢与“新思潮”沾边，也并不认为世纪之交必然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泾渭分明的界标，一直对震天价响的所谓“跨世纪”之类豪语持“冷处理”态度，只想基于本世纪我国史学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去期待新世纪的前景，权当自言自语，顶多自勉自律。
注释:
（1） 陈其泰：《展望与思考——访田余庆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