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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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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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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黄宗羲对李贽学术归属的认识了。综观《明儒学案》以及黄宗羲的其他著述，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在学术上极力辩解的有三件事，其一，他反对人们将王氏后学的流弊加到阳明头上，认定阳明心学非禅学；其二，王氏后学中有些人受禅学影响，思想中夹杂佛禅，但基本点仍在儒学；其三，王氏后学中有些人背叛了阳明之学，由心学入佛禅，基本点转移到禅学一边。也就是在辨别这些问题时，黄宗羲认定李贽学术已脱离儒学，滑到佛禅之内，不能再算作儒林中人了。故《明儒学案》也就不可能为“狂禅”李贽立学案了。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黄宗羲的论述。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均有将姚江王氏之学归为禅学的倾向，企图将阳明心学排斥在儒学之外，如顾炎武贬斥心学为禅学，认为“（陆）象山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5](P131)王夫之则贬斥“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6](P10)陆陇其则从尊朱黜王的角度批评阳明及其后学，所谓“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荡轶礼法，蔑视伦常”，[7](P15)但黄宗羲的看法与他们不同，他亟辩阳明心学非禅学，认为“夫儒释之辩，真在毫厘”，[2](P762)必须认真分析。他从学术宗旨上认定阳明心学为圣学，反驳以心学为禅学的观点。黄宗羲善于揭示心学与佛禅两家学说“形同”中之“实异”。他认为儒释两家虽然都认为宇宙本体是流行不息的，但释氏只见其流行不息，而儒家则于流行不息中“独见其真常”，所谓“盖儒、释同此不息之体，释氏但见其流行，儒者独见其真常尔”。[2](P315)黄宗羲还进一步将这个差异概括为一个“理”字，他说：“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谓绝异。”[2](P182)同时，他又指出儒释发展的不同趋向，指出：“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释氏但见流行之体，变化不测，故以知觉运动为性，作用见性，其所谓不生不灭者，即其至变者也。……释氏既以至变为体，自不得不随流鼓荡。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2](P30)在黄宗羲看来，儒家学说是“从至变中以得其不变”，释氏则以“至变为体”。两家学说的发展趋向不同，儒学走向“心与理一”，释氏则流于“猖狂妄行”。在此，黄宗羲将两家学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分析，把心学与佛禅划分开，认为心学不是禅学，而是圣学。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陆陇其直接将阳明心学归为禅学的做法是极不相同的。
黄宗羲虽然认为阳明心学不是禅学，但他认为王学末流多流于禅、有的甚至归于禅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明儒学案》中，他努力揭露王学末流的禅学化倾向，并给以批判，尤其是对泰州学派人物的禅学倾向，揭露尤多。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 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此。”[2](P703)
在黄宗羲看来，泰州学派对王学的流传，功过参半。既使王学“风行天下”，又使王学“渐失其传”，走向“异端”。其走向“异端”的表现就是泰州后学非难名教、援儒入佛。对于王门后学的流于佛禅，黄宗羲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王学后人立足儒学，但受禅学影响，思想中夹杂佛禅。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王学后人由心学入禅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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