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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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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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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了阳明，思想转入禅学。这一区别是相当有分寸的。如罗汝芳之学，禅迹甚重，然“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2](P762)原因就是罗汝芳基本点尚未脱离儒学。又如陶望龄之学，“多得于海门（周汝登），而泛滥于方外”，似乎入于佛禅，可是“先生于妖书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举动，可见禅学亦是清谈，无关邪正。固视其为学始基，原从儒术，后来虽谈玄说妙，及至行事，仍旧用着本等心思，……其于禅学，皆浅也”。[2](P869)耿定向之学，“于佛学半信半不信”，[2](P816)等等，皆是儒学之中夹杂佛学。那么，李贽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在黄宗羲看来，李贽之学与上述诸人不同，他不是儒学之中夹杂佛学，而是背弃了儒学本旨，思想完全转入了禅学，已非儒林中人。
我们知道，泰州学派在论学方面，往往以调和儒、释、道三教作为褒贬取舍的标准，而李贽又是其中张扬佛学最有力之人物。他自我标榜为“狂禅”，在当时就被学者指为“异端”，成为晚明狂禅异端之核心人物。他在《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中认为“儒、道、释之学，一也”，在《复李士龙》中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是“三大圣人”。李贽治学，出入佛老，对儒学的虚伪性极尽揭露，晚年更是事佛有加，最终走进麻城芝佛院，落发为僧，皈依佛门，自称卓吾和尚，走向极端“狂禅”。这些，是黄宗羲最为拒斥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一样，对佛教极为反感。他努力辟佛，将儒学中的佛禅成分剔除，多处揭露佛灯、舍利、地狱等神道的虚伪性，认为佛教的轮回说抹杀人世之伦理，断绝孝亲之观念，“伤害天理”，[8](P158-159)要“投巫驱佛”[8](P41)他称赞其师刘宗周之学“醇乎其醇”，[2](P1507)所指也正是刘氏极力“辟佛”，力挽王学之弊的态度。李贽由儒入佛，归于禅学，黄宗羲则辟佛归儒，纯化儒学。在黄宗羲看来，“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学术偏僻”，[8](P206)其“偏僻”，就在于他好“骂先贤”，放肆无忌，有损名教，“离经叛道”，基本立场转到了禅学上。黄宗羲在分析耿定向与李贽的学术分歧时，曾说：“先生（耿定向）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2](P815-816)很显然，黄宗羲认为李贽是狂禅，又做了和尚，立场在佛禅一边。耿定向受佛学影响，对佛学“半信半不信”，基本立场还在儒学一边。这种分析真是细致入微。
三
明末清初之际，辟佛之风甚盛。李贽淫于佛教，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王夫之认为“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9](P580)斥佛教为“异端”、“禽兽”，佛教的所谓六业轮回及善恶报应是“废人道，乱天纪”。[10](P236)王门后学王艮、李贽诸人，“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11](P1246)特别是李贽，“合佛老以溷圣道，尤其淫而无纪者也”。[6](P26)再如顾炎武，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学之正，剔除后儒附会在原始儒学上的“异端”之说，佛学便在辟除之列。他声称自己“生来不读佛书”，[5](P242)以示不与言佛者同道。他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12](P668)其原因也就是李贽溺于禅教，皈依佛门。明代冯琦上言，指责李贽“背弃孔孟，诽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12](P661)这是顾炎武深表赞同的。可能是因为学术传承的不同，黄宗羲没有象王夫之、顾炎武那样严厉指斥李贽，但对王、顾所言李贽学术的禅学本质，从思想上还是认同的。所不同的是，王夫之、顾炎武一股脑将王学末流的禅学流弊统统加在阳明身上，将陆王心学一竿子打死。而黄宗羲则进行了细致区分，指出阳明之学是圣学，对儒学发展有“衣被天下”之功，[3](P128)不是禅学。不能以阳明后学所造成的流弊，来否定阳明心学的功绩。对王门弟子的禅学流弊，黄宗羲亦不掩盖、不粉饰，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区分了如我们前面所言的儒学中夹杂禅学和归于禅学两种情况，而李贽学术就属于后者，被归入佛禅了。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黄宗羲为李贽好友焦竑、耿定理、李贽师友罗汝芳、潘士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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