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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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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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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意见，这正是继承
①《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９《台谏》，卷１３《台谏》。此书说：“自仁宗即位，刘中丞（筠）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後台臣之职始振。”与正文所引之说自相 牾。按此制度上的规定，本文主要还是从台谏制的运作考虑，可参见《宋史》卷３０５《刘筠传》。
②《晁氏客语》。
③《长编》卷１４０庆三年三月癸巳。
５
了仲淹和欧阳修的遗风馀烈。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吕诲写墓铭说：“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与敌者，莫非秉大权，天子所信向，气势轧天下，献可（吕诲字）视之若无睹，正色直辞，指数其非，不去不已，旁侧为之股栗，而献可处之自如。平居容貌语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过以谨厚长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义所当为，疾趋径前，如救焚溺，所不当为，畏避远去，如顾陷阱，惟恐坠焉。”当时的宋朝确实需要整顿和振兴，而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①可知其政见是保守的。但吕诲不计较官位的得失，不做苟合取容的事，敢於直率地表述政见，还是足可称道，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名节。
从宋神宗时开始，台谏官作为风宪之地，愈来愈深地卷入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的用人方针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主张“一道德”，认为“学不一，异论纷然”，②“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③但宋神宗其实还是按宋朝的祖宗家法，适当地参用反变法派，以求“异论相搅”。不论是按宋朝的历史条件，还是按今天的民主政治标准看来，“一道德”就是一言堂，就是专制独裁，完全不足取。一方面，政令，特别是军令应当统一，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完全应当“异论相搅”。真理愈辩愈明，何须害怕异论。管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打了若干的折扣，但由於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屡经贬逐或外任，台谏官的议论也就趋于清一色，甚至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著名的苏轼“乌台诗案”，就是突出的一例。④乌台是御史台的别名。最初是监察御史行何正臣揭发苏轼，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 又继踵上奏，他们摭拾了苏轼若干诗文，说他“腾沮毁之论”，“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云云，“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将他比喻为孔子当年所斩的少正卯，宋神宗“诏知谏院张 、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按照宋制，就成了一起“承诏置推”的“诏狱”，而主持审讯的正是台谏官。“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而李定、舒 等又上奏，“乞不以赦论”。“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但王安石的弟弟、直舍人院王安礼却对宋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谓不能容才。陛下无庸竟其狱。”
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７６《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铭》。吕诲弹劾之语，是司马光的概括，其原文见《宋朝诸臣奏议》卷１０９，没有如此露骨。
②《宋史》卷１５５《选举志》。
③《长编》卷２１３熙宁三年七月壬辰。
④关於乌台诗案，散文家牧惠《也来拍拍打打·想起了乌台诗案》一文，有比历史研究者更为精辟和透彻的论述。 ６
宋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但他又告诫王安礼“勿漏言”。由此可见，按古代的“天必殛之”的迷信习俗，宋神宗还是不敢不遵守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只是要通过台谏官对苏轼薄示惩戒而已。尽管如此，苏轼出狱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些都是宋时犯罪官员的待遇。受这次冤狱牵连而贬责的官员有王诜、苏辙和王巩，另有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罚铜”。①後来宋神宗死，苏轼重新进用，高太后对他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懫娌牛娌牛但未及进用卿耳。”於是苏轼“不觉哭失声”。②一方面薄示惩戒，另一方面又打算日后进用，这当然也是帝王恩威兼施的南面之。
古代帝王专制，尤其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按照儒家的理念，台谏官理应是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乌台诗案中的台谏官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充当了讨伐异论的角色，作为这次冤案总导演的宋神宗，又是充分利用了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自称是“申言者路”。与前引仲淹的事例相比，足以证明在古代人治的条件下，台谏制度只能是一柄双刃剑。
三、宋哲宗元时：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之初，祖母高太后主持所谓元更化，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反变法派官员进入和控制了台谏部门，利用弹劾的手段，开始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变法派深受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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