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小序中说：

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

这里所说的“各修其家法”，包括辨别流派脉系的意思在内，反映着当时的臣僚之家对于“姓望分明”的企求。这种作法，恰恰反衬出士庶之别渐趋湮灭的大环境，也使我们注意到出自不同背景的诸臣之家在新境遇下各自维系“门族”的努力。所谓“修其家法”，不仅包括续谱修牒的作法，更是指“材子贤孙”整饬修行以期“不殒世德”的实践。这种努力，不仅关系到其家族的内部事务，也直接关系到士大夫的政治行为。

《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七《大臣·宰相·命相四》有颁布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八月的“崔植平章事制”，其中特别说到：

惟尔先太傅，当德宗始初清明，首居相位，克固直道，于今称之。尔其嗣乃家法，无废朕命。

制词中所谓“家法”云云，并非无根之谈。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谓“先太傅”）崔祐甫的侄子，祐甫以为继嗣。祐甫系出博陵崔氏第二房，据《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祐甫“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早年“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被困城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看来，崔氏治家的“礼法”、“家法”，实际上是指处理家族内外事务时遵行的道德准则。

《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二《大臣·宰相·判使》有大和九年（835年）十月三日“王涯诸道榷茶使制”，其中也褒扬系出太原王氏的王涯“处剧而神虑益闲，在贵而家法愈俭”。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及所附《柳仲郢传》《柳玭传》，说到柳氏的家风礼法：

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

（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仲郢严礼法，重气义。……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

仲郢的儿子柳玭，曾经作《家训》告诫子弟：

夫门第高，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

他并且说：

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

两《唐书》所载柳玭《家训》，文字颇不相同。据《新唐书》，其《家训》末段云：

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醢酱，可一日无哉？

柳氏《家训》，全篇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感。小心谨慎，戒惧战兢。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得中唐以后的士大夫之家修饬门风“讲论家法”有了特殊的意义。

上引《旧唐书》卷一六五中，对于公绰以来柳氏之家法评价甚高：“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893年）三月，也说“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

柳公绰之从孙柳璨，作宰相之后曾经参与诛戮朝廷宿望，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时，曾经就此感叹道：“自元和以来，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济其美。至柳璨而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柳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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