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被认作末世衰俗的五代时期，对于礼法教化亦非不闻不问，对于“孝友”与“忠贞”、“保家”与“治民”的关联，仍然有所宣示。《册府元龟》卷五九《帝王部·兴教化》目内，有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月的一份诏书，其中说，“许国之心，忠贞为本；承家之法，孝友为先。”在后晋宰相李崧所撰《大晋皇帝祭文》中，称颂晋高祖石敬瑭“始自奉亲，洎乎御众，得保家之法，有治民之术。” [5] 从其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篇谄谀之词；但若将我们的着眼点自石敬瑭个人身上移开，那么，从该文的着墨处来看，它强调的是，从“奉亲”到“御众”，作为皇帝，“保家之法”与“治民之术”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二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开篇即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作为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及概括性叙述，这段话每每被今人引用。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是指科举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淡化了士子的家世背景；择偶联姻时双方门第的差异不再构成重要障碍，“隋唐而上”士庶间如同天隔的森严界限已经不复存在。门阀士族用来炫耀血统、显示尊威的谱牒因之而罕有续修。这正如欧阳修所说，前世常多丧乱，而士大夫之世谱未尝绝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7]（《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王深甫论世谱帖》）

苏洵《嘉祐集》卷十三《谱例》中也说：

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士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有少数士大夫家族仍然顽强地保守着其“家法”。例如刘温叟，据《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

五代以来，言执礼者惟温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赏鉴……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雋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

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提及唐代末年至北宋前期的一般情形，并且说到杜氏的家法：

……其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斋戒日时、币祝从事，一用其家书。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盖自春秋诸侯之子孙，历秦汉千有余岁，得不绝其世谱；而唐之盛时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来，以恭俭孝谨称乡里。至公，为人尤洁廉自剋。其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动静纤悉，谨而有法，至考其大节，伟如也。[7](《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欧阳修在写给杜訢的信函中说，这篇墓志，他写得相当慎重用心，“纪大而略小”，“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7]（《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杜訢论祁公墓誌书》、第二书）志文中“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的对比，虽然不无溢美之处，但其指出的总体趋势是可信的。

古代社会中的礼制规范，不仅是道德准则，也是统治阶级用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策纲领。司马光曾经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着力于整饬纪纲 [8] (《司马光奏议》卷七《谨习疏》)。士大夫治家礼法的严整与否，日渐进入人们视野，君臣们在朝廷之上也曾经有所议论。

《宋史》卷二六三《窦偁传》中记录了宋太祖评价近代士人、称赞窦仪兄弟的一段话：

太祖尝谓宰相曰：“近朝卿士，窦仪质重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人无谰语，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尔，偁有操尚，可嘉也。”

宋太宗对于“大臣子孙”是否能够“继述父祖基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当时，“端谨能守家法”的贾黄中，受到皇帝赏识，一度就任参知政事[9]（《宋史》卷二六五《贾黄中传》）；而雷有终则因被讼其“家法不谨”，责授衡州团练副使，且夺章服[9]（《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的一段话，事实上解释了这些做法背后的深远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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