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元年（988年），太宗曾经下手诏告诫自己“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儿子们，要求他们恪守前辈事业：

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11] (《宋朝事实》卷三)

同一年间，“帝子亲王”中即出了这样一件事：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四，

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府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论罚如式。

太宗对于“帝子亲王”们的谆谆戒饬，对于“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的期望，使人们清楚地体味到他心中对于保家传国的焦虑；而他对于“天子儿”亦须遵行“朝廷法”的要求，也透露出皇室家规与国法间的关联。

真宗即位后，多次明确表示“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的意向：

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曰难哉？[11] (《宋朝事实》卷三)

同时，他也对士大夫的正家之法予以关注。张师德即曾因“孝谨有家法”而受推荐、被擢用。[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闰五月辛未)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戊辰)

这件事在文莹《玉壶清话》卷四也有记载：

在玉堂，真宗召公（按指李宗谔）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这短短一句话，称得上点睛之语。它将赵宋帝王世代嗣守的“祖宗基业”与士大夫之家的“保守门户”并列齐观，道出了赵宋倡行“祖宗家法”一说的真谛。

恪行先朝成规、保守前代基业的宣示，在北宋前期诸帝的即位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

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的即位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条)

此后，仁宗、英宗的登极赦书，都忠实地沿用着这类说法。

“祖宗家法”作为成说而正式出现，应该是在仁宗年间。

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十议》，其中“议大臣”一条中说：

太宗皇帝尝谓宰相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

太宗继其兄太祖为帝，所谓“谨守祖宗经制”云云，殊无来由。李淑所说，很可能是指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十二月与其宰相的这番谈话：

上尝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谨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十二月)

从太宗所说“谨守法制”到李淑所转述之“谨守祖宗经制”，反映出的是，“谨守祖宗法度”的提法，在仁宗时期士大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从“祖宗经制”到“祖宗家法”，实质意义并无不同，惟后者将“经制”纳入赵宋“家法”规程之中，凸显出帝王家法之涵盖意义而已。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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