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说道：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元祐五年十一月)

由“陛下家事”而言及“本朝家法”，这本来是就“祖宗家法”的狭义出发的；但他旋即以“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的立论，将“陛下家事”推而广之，突出了本朝家法的广泛包容性，以此提醒皇帝：既为天子，即无私事可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自然要处于臣僚的目光及议论之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中，高宗曾与辅臣议及哲宗皇后事，徐俯说：“宣仁圣烈皇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继万世之统。”[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癸巳)尽管是说纳后之事，但还是明确与“继万世之统”联系在一起。

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湜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1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自皇族内部关系来讲“祖宗家法”，这大致是就其狭义而言。

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必然会涉及到皇帝乃至皇族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等同于一般家族规范内部行为、约束礼法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私秘的“陛下家事”。

在宋代的臣僚们看来，就其根本而言，“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礼之源，而君道之立则又天下大义所由定”；他们同时强调“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欲报先皇之大德，则继志述事所当先，衰麻之数、哭踊之节其次也”， [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对越甲稿·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从而在肯定其一致性的前提下，拉开了“天子家法”与“臣庶家法”的距离。

当年范仲淹对仁宗所说的“陛下家法”，即不仅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庆历中，当朝廷上议论到所谓“山泽之利”的问题时，仁宗表示：“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之。”辅臣丁度立刻说：

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18](《清波杂志校注》卷一《祖宗家法》)

丁度把仁宗的“德音美意”与赵宋祖宗以来的治国原则联系起来，并进而将“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这种概括，得到了普遍认同。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突出地体现着与“国法”的高度混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宰执与讲读官们向年轻的哲宗进读《宝训》时，还特别自丁度这番对答出发，长篇大论地予以阐释。

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

这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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