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陛下家法”，实际上就是赵宋的“祖宗家法”。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并在日后凝固为一成说，一方面与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及士人阶层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 [6] ；同时，也与士人“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传家精神的重新确立有关。

欧阳修所作《欧阳氏谱图序》（集本）在叙述修续图谱目的时，谈及其“祖考遗德”：

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然传于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传》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今八祖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孙者守而不失，其必有当之者矣。[7](《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

这种把“事君”与“事亲”联系起来，将“为吏”与“立身”对应起来的提法，简捷鲜明地体现出“孝”与“忠”之间的关联与切换，体现出“氏谱”所希望“守而不失”的原则内容，也体现出当时官僚士大夫之家“传于其家”的实质精神。南宋中期，陈亮曾经称赞他的朋友潘友文“临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当如此。”[13](《陈亮集》卷二十五《信州永丰县社坛记》)以敬奉祖宗的虔诚去敬奉君主，推治家之法以临民，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

北宋中期，二程兄弟对于《大学》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的尊信表章，实际上正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二程时时强调“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中，有吕大临元丰年间所记如下一段话：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同书卷四，又有游酢记录下的程颐议论“二南之诗”的一段话：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朱熹在点拨其门人读《诗》时，也肯定了程氏关于“《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的说法。

天下国家之法，以齐家之法为其出发点，推治家之道以治国。这一方面反映着理学家们谨守伦理纲常道德，治根本、“正君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着理想中“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南宋孝宗时，张栻进讲道：

古人论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国必先齐家。须是如此，方为善治。[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

理宗时，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之后，曾经写下一段手记，回忆当时讲论的情形说：

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奏云：“……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后却旋去学治国也。”[3]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讲筵进读手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亦说：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汉唐时期家族组织以小宗宗法为原则的例证很多 [7] ；宋代的“齐家之法”，一般而言，也是指“小宗之法”。在当时，践履“小宗之法”，维系宗族、普及教化，被视为“安万民”以至治天下的重要途径。与程颐处世态度大不相同的苏轼，在这一方面，却与伊川先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其《策别安万民二》中，苏轼说：

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15](《苏轼文集》卷八)

当时，士大夫之家注重“齐家之法”，是对于社会地位流动不居之总体背景的反应措置之一；帝王之家倡行家法，根本意义亦着眼于稳定家国。“自小宗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家”，而且在于使民“忠厚和柔而易治”，在于“安民”。

三

嘉祐六七年（1061—1062年）间，为兖国公主宅内臣梁怀吉等事，司马.光与杨畋、龚鼎臣等纷纷上言。司马光先后上《论公主内宅状》及《正家札子》，批评仁宗“曲徇公主之意，不复裁以礼法。”并且要求皇帝

仍戒饬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屡违诏命，不遵规矩，虽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几有所戒惧，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美名。[8](《司马光奏议》卷八《正家札子》)

这真是直接且又具体地干预到皇帝的家事了。对于天子处理子女问题之原则的监督，在宋代相当普遍。

北宋一朝，凡遇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际，朝廷中的官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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