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躬，颍川郡人。其父郭弘，“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郭躬少传父业，官至廷尉。史称“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郭躬在尚未腾达之前，就因为“明法律”而多次奉命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多有依法断案、宽平为本的表现。仅录一事，以见其风范。“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孙）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郭）躬对‘（孙）章应罚金’。帝曰：‘（孙）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 （郭）躬曰：‘法令有故、误，（孙）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孙）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 （郭）躬曰：‘……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44]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郭躬与汉明帝从容讨论法理，强调了两个观点：其一，法令中有关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在量刑上有所区别的规定（“法令有故、误”，“误者其文则轻”），在判案时一定要加以落实。这就为从轻发落于无意中触犯法禁的涉案人找到了直接的法理依据。其二，执法量刑只能以已经查明的事实为依据，而不可将不利于涉案人的某些推论（即便这些推论有可能成立）作为判案加刑的因素加以考量。郭躬的“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的执法原则，与上引“不得用逆诈废正法” 之说，递相呼应，表明宁可失之于错纵也不可失之于滥杀的“慎刑”思想，在汉代的执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

　　“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可以换来官场上下的交口称誉。[45]“案法平允，务存宽恕”，可以成为居官者引以自豪的仕宦声誉，甚至可以作为福佑子孙仕途腾达的自信所在。[46]在汉宣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执法官得到表彰，而那些“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47]的执法官受到申斥。

　　上述诸端，足以说明，在汉代的官场中，虽有酷吏出入其间，但崇尚“宽平”的执法精神依然是稳居主流地位的。

　　执法宽平的舆情，对改善当时刑罚体系所发生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运用“恶恶止其身”[48]的儒家政治理论，反对株连之法的存在。“秦政酷烈，违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49]汉人类似对秦政的批判所在多有，表明了他们对包括“灭族”在内的株连刑的深恶痛绝。汉文帝废止收孥相坐之律，作为汉家推行仁政的典型而一再被强调、被歌颂。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各种形式的株连刑，实际上是终两汉之世而没有根本绝迹的。即便是在政风较为宽缓的时期，由各级官吏舞文弄法而导致的株连之祸，就足以使百姓无容身之地。在盐铁会议上，文学之士揭露当时所谓“良吏”的行径：“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50]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由此而言，我们对史书所见关于汉代“慎刑”、“省刑”的歌颂之辞，在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的层面上，当然应该保持质疑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肯定，“恶恶止其身”确实产生过轻刑之效。“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51]是汉代朝廷对执法官员的原则性要求。而一旦出现了株连之刑，即便主持其事的是独断朝政的权臣、乃至于皇帝，也会有鲠直大臣出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对这些批评，当政者确实既可以采纳、也可以置之不理，[52]但是，作为一种舆论存在，还是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牵制作用，甚至使得某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发生根本性的变化。[53]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值得注意：东汉安帝时期新立法规，对于犯有贪赃之罪的官员，禁锢父子两代。这本来是一种加大惩治贪官力度的举措，同时也对其他官员带有预警、震慑的意义。只是，它的株连属性是明确无误的。就一般的社会舆论而言，出于对贪官的痛恨，人们可以理解、乃至于拥戴这样的立法；但是，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它确实与“恶恶止其身”的理念相悖。不久，就有太尉刘恺这样的重臣对此公开提出质疑，“《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而且皇帝接受了他的见解。[54]这足以说明，汉代君臣讨论法理之得失时，已经理智到“论理而不论人”的程度，不因为事涉贪官就杜口裹足。这种超越了道德范畴而进行的法理学的讨论，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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