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法从轻的主张，同样在汉代的执法思想中，闪耀出它的理性光彩。

　　西汉后期的杜钦，虽然依托于秉权外戚王凤门下，但遇事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希望以其学识，对王凤的失当之举有所规谏和补益。针对王凤寻衅贬抑意在罢免贤臣冯野王的举动，杜钦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援引古训，主张“罚疑从去”。[55]颜师古对此有个极好的解释：“疑当罚不当罚则赦之，疑轻重则从轻。”就是在某种行为处于难以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的临界点上，就加以赦免，不予以治罪；如果在轻罚与重罚之间难以判明时，就从轻处理。据此我们得以知晓，杜钦的“罚疑从去”之说，与现代法学理论的“疑罪从无”原则，应该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东汉中期与郭躬齐名的陈宠，同样官至廷尉，同样有世传法律之学的家族文化背景。其曾祖父陈咸是两汉之际的法学名家，他留给子孙的规戒就是：“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陈宠本人“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56]史家此说可以证明，议法从轻的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执法实践，确实有效地缓和了急苛之政的负面影响。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廓清令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汉人津津乐道其“轻刑”、“省禁”之功，历代论史者似乎也没有谁指责汉代存在暴政；但是，汉末的大政治家曹操在考虑法律改革时却“嫌汉律太重”[57]。那么，汉代的法律究竟是轻是重？现在是否可以循此思路回答：汉朝的法律，从立法层面而言，是根源于秦律，因而也就带有其酷苛繁重的本质属性（当然，汉朝时期经历的几次法律改革，有“轻刑”的主观意图，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因此曹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在执法的层面上，汉代士人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在具体的法律程序的运作之中，他们把僵硬的法律规定赋予了人性化的解释，缓和了专制皇权对法律的非良性操控，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由于这一重要的“修补”，使得原本苛重的汉律，演变为刚柔兼济、变通有度的“社会形象”。汉代统治者从中所表现出的理性，对于维系民心、维持稳定，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3]《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4]  除去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之外，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所出土的《二年律令》、《奏谳书》等汉初法律文献，把秦汉法律之间的继承关系，充分地显示出来。
[5] 《韩子浅解》第五十篇《显学》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语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8]《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
[9]《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0]《盐铁论》卷第十《刑德》
[11]《潜夫论笺》卷五《断讼》
[12]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13]《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颜师古注。《史记索隐》对循吏的解释是：“谓本法循理之吏也。”亦有相通之处。
[14]《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5]《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
[16] 在《史记》、《汉书》中出现的“循理”，可以理解为顺守人情之理的至少还有以下两例：《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引徐乐上书之语：“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列传·序》“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
[17]《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18]《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
[19]《汉书》卷三十二《张耳传附子敖传》
[20]《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
[21]《春秋繁露》卷三《精华》
[22]《盐铁论》卷十《刑德》
[23]《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
[24]《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
[25]《后汉书》卷四十八《霍諝传》
[26]《潜夫论》卷四《班禄》
[27]李泽厚《说儒法互用》，见氏著《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8]王春华《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探析》一文称：“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所拥有的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裁判的权力。自由心证制度，也称之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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