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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无效外交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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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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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政府对西藏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想利用西藏作为对抗中国的基地，在政治领域，印度的立场发生了转折。这给达赖带来了新希望。在1963年，纪念叛乱四周年之际，印度政府没有反对达赖炮制的“藏独章程”。当北京政府抗议时，印度不予理睬。
1963年12月1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实施西藏行动（包括宣传、政治行动、准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使西藏成为一个自治的政治概念，用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内部的发展。其中一项内容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出资15万美元／年）建立“西藏议会”。该机构将作为达赖用来主张“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非官方代表机构。西藏议会（设在纽约）将与在联合国支持西藏的国家，尤其是马来亚、爱尔兰、泰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注：FRUS,1964～1968,337.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11 Washington.January9,1964。）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致信达赖：
美国对近年来有机会将西藏人民的苦难通过联合国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表示赞赏。美国政府欢迎萨尔瓦多、菲律宾、尼加拉瓜将西藏问题提交十九届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我们当然希望西藏问题能在联合国取得胜利，并尽一切努力给以帮助。（注：FRUS,1964～1968,33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I/Washington.December 29,1964,l p.m。）
美国继续支持民族自决，美国主张，任何不含有民族自决呼吁的决议均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关注下降的表现，也将意味着承认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注：Department of State,Telegram 435,August 10,1964,NARA RG 59,box2741。）1964年，印度政府第一次赞成西藏问题的决议，但提出保留：“决议应基于人权遭到破坏之上，并警告不包括西藏自决权。”（注：U.S.Embassy,New Deli,Telegram 752,Septmber 25,1964,NARA RG 59,box 2741。）国务院建议，如果西藏为了取悦印度而发出一个无力的提议，土登诺布务必将其视为一次亚洲提议。但是亚洲国家一直三心二意，徘徊不定，只有菲律宾同意发起，还有萨尔瓦多，这几乎算不上“亚洲首倡”。克劳斯(Gross)认为，因为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使马尼拉惧怕中国而不敢提议。在1964年联大上，西藏问题没有获得辩论。
1965年，土登诺布不得不发起“西藏人民一直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Freedoms)被剥夺”的呼吁。美国与土登诺布经过协商，对“自由”(Freedom)一词使用了复数，意为该自由还包括民族自决权利的自由。使该决议既可以让美国满意，又可以赢得印度的赞成。
在1965年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萨尔瓦多、马来亚、尼加拉瓜、菲律宾和泰国再次提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将这一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日程。大会最终以43票赞成，26票反对，22票弃权第三次通过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不过这次只是重申了1959年和1961年的决议。
1968年，克劳斯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劝说印度发起西藏问题的提议。他写信给鲍尔斯要求其以私人身份访问印度。但是印度不愿意重蹈苏联和东欧关于人权的覆辙。（注：Correspondence in the Chester Bowles Papers,Box 331,Folder 0090,Yale University Library。）苏联入侵捷克，苏联很可能投反对票。9月，印度决定不发起决议。鲍尔斯仍不死心，还准备劝说印度发起倡议，认为这样做可以“加深中印之间的分歧，而更加巩固他们自己的立场使苏联陷于两难境地。然而好景不长，鲍尔斯成了尼克松竞选的牺牲品，该计划就此夭折。进入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逐渐放弃通过联合国分裂中国的计划。
结论
其实，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三个决议是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共反华战略的产物。当时联合国没有恢复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台湾占据着中国的席位。虽然台湾当局也反对西藏独立，但因它支持流亡藏人的反共活动，在联合国没有开展有效的反对西藏独立的斗争。可以说，联合国的决议是对中国“无理的缺席审判”，亦可视为外交上的无效尝试。这三个决议对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发展产生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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