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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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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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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者对对象的把握方式，例如说赋体形成于周代的聘问歌咏、词体形成于依酒令曲调作辞。由此可以知道，古人在文体命名上的游移即缘于这种把握方式的游移。从文学角度看——从作为语言文字之规范的文体角度看——篇章体制是文体的表现形式，它是从作为表现手段的文体当中派生出来的。扬雄所谓“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乃反映了后两种赋体——口诵之赋和文辞之赋——的分流。《汉志》把赋分为四类，从“杂赋”之书多以艺术手法为书名的情况看，当时的文体分类已兼用了表现手段、篇章体制这两个层面的标准。换言之，汉代人所认识到的“杂赋”和“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分别，其本质是三种文体的关联和对立。前面说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有用不同文体来表述同一主题和题材的文学风尚；在越南，它还表现为用汉文、喃文两类文学形式来重述同一主题和题材。这实际上是文体多层面关系的反映，说明从发生学角度看，不同文体间的作品同构现象源于记录与被记录的关联，或者说源于因不同传播方式形成的文体相关。这种文体相关现象大量见于敦煌资料。在经变画（例如《维摩诘经变》（注：参见王小盾《从莫高窟61窟〈维摩诘经变〉看经变画和讲经文的体制》，《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讲经文之间，在曲子辞（例如孟姜女曲子）和词文之间，在变文（例如《舜子变》（注：《舜子变》基本上由六言韵语组成，通常认为它采用了故事赋体。））和俗赋之间，都可以见到这种同构现象。前文说到《王陵赋》和《王陵变》之间的文体相关。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现象，其实质是不同传播方式的相关。相关的文体，往往是对某种共同对象的转述，它们通过这个共同对象暗示了某种本原文体的存在。
结合中国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还可以说：中国文学原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存活的，因此，它的文体表现为几个层面上的叠置：在文字层面上展开的是作家文体，在口语层面上展开的是俗文学文体。由于记录手段的缘故，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历史上的作家文学及其文体，但对于历史上的俗文学及其文体，却只能间接接触。这样就造成了依文字形式来确认文体的习惯。然而在事实上，原始意义上的文体却是因口语方式而形成的。因为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是用口语来交流的，文字只用于记录保存，而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艺术化的交流手段或交流方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文学”概念表现出渐次扩大的过程：先是以艺术化口语（韵文）为文学，后来才出现了书面文学；至于以无韵散句为特征的应用文，则在更晚的时候才进入文学范围。（注：其中一个表现是：古人的文学观中总是有强调韵文或美文的倾向，例如先秦讲究“文”“语”之分，汉以来讲究“文”“笔”之分。参见刘师培《文章源始》、《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文学辨体》，《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依据文体展开的方式来辨认文体。具体来说，依传播方式或讲唱手段来区分生存在民众文化世界、在口语层面展开的文体，依记录方式及其功能来区分生存在经典文化世界、在文字层面展开的文体。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加从
＠②原字礻加氏
＠③原字讠加隐
＠④原字齿加牙
＠⑤原字齿加可
＠⑥原字扌加离
＠⑦原字宀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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