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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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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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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讲唱艺术体裁”（注：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从汉代开始兴盛的文人赋，其实是从这一传统中逸出的分支。
在敦煌写本中有一种《汉将王陵变》，讲述楚汉之战时王陵之母劝子效忠汉王刘邦的故事。它的体裁（韵散结合）和题记（“从此一铺，便是变初”，“有人读讽者，请莫怪也了”）表明，其唱诵方式接近于俗赋——既有大段的“读讽”，亦有局部情况下的演唱。因此，即使从表演角度看，敦煌《王陵变》和越南《王陵赋》亦可作比较研究。按越南《王陵赋》为喃文赋，今存印本一种，共470字，其起首129字可逐字对译如下：
南天月月（意为时光流逝），月光燎燎。东南海黥布叩头，西北林豺狼蜷脚。王圣基立成栋梁，村民家夜不闭户。士勤谨传授圣贤，民人人担云锄风。
话说缘起：
汉王陵实为忠臣，逢天时汉楚争雄。陵决意一心事汉，时项羽雷霆振汉。取陵母置于军中，王陵母意志坚决。告其子善事汉王，破秦灭楚，助汉王成就帝业。母兮何智，子兮何忠，留一门千古美名。
这里的叙述方式颇不同于《王陵变》：《王陵变》是对故事的叙述和描写，《王陵赋》则是对故事的歌咏与评论。但《王陵赋》末尾“天子万年”的套语却表明，其讲唱特性是不容否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王陵赋》只是一篇完整的讲唱作品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王陵故事本身；意味着讲经文与押座文的搭配关系也出现在变文、俗赋等体裁之中，《王陵变》和《王陵赋》很可能是同一场讲唱的两段底本。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推测：敦煌变文的散说部分大量夹杂了赋体或骈体，以至在研究者中产生了变文起源于赋文之说和故事赋为变文支流之说。（注：参见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26-231页。）另外，在中国古代，像这样的多种文体结合为用的情况是并不稀见的。中古时期曾流行过两种类似现象：一是同一主题内容既以赋、又用诗来表述。例如曹丕既写了《寡妇赋》，又写了《寡妇诗》；西晋张华既撰有《感婚赋》、又撰有《感婚诗》。二是同一主题既写为韵文文体，又写为非韵文文体。例如西晋张敏以《神女传》、《神女赋》重复叙述了弦超与成公智琼的仙凡恋爱故事，东晋曹毗撰有《神女杜兰香传》和多篇《杜兰香歌诗》，陶渊明则同时写作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其实是古代讲唱艺术兼说兼唱之习惯的反映。显而易见，这一现象也会出现在敦煌俗文学文本当中。鉴于敦煌俗赋同表演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鉴于敦煌文学作品往往用作某一讲唱活动的片段（例如《子灵赋》是“用于某一说唱节目开篇和终场时的诵辞或唱辞”（注：参见《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鉴于敦煌俗文学的许多文本在越南俗文学文献中得到了保存（详下文）——可以推测，越南《王陵赋》与敦煌《王陵变》很可能是彼此关联、彼此补充的两个文本。也就是说，二者是敦煌文学不同文体搭配现象（注：例如敦煌讲经文往往省略经文、说解文，而详录歌赞之辞，说明现存讲经文仅为俗讲之歌赞部分，须搭配于另一文体而用于讲唱；又如敦煌词文《秋吟》提及“芭词”、“赞叹”、“偈子”等多种文体形式，而其内容又与敦煌歌辞《三冬雪》、《千门化》一致，两者“很可能本是一组相联贯的讲唱辞”。参见王小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诸音曲符号》，《中国诗学》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的一个特殊表现。
（二）曲子辞研究
曲子辞是按隋唐燕乐曲调谱写的歌辞，在敦煌写本中大约有一千首的规模。因其有调名、有固定辞式，文学研究者关注它，视之为词的前身；又因其配合曲子歌唱，音乐研究者关注它，将它用做唐传古乐谱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对比资料。但是，曲子的生存环境如何？其音乐形态如何？这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越南的陶娘歌为解决上述问题展现了光明的前景。这种用汉越语演唱唐宋诗赋的曲艺品种，实际上是唐宋曲子音乐的活化石。因此，近年来激烈争论的敦煌乐谱、舞谱之形态的问题，以及其曲、辞之关系的问题，有希望从中找到答案。陶娘歌中的若干曲调是通过“采诗入唱”的方式形成的，这种“诗”和“曲”的关系也类似于唐代声诗（以声被诗之辞）与曲子（因声度词之曲）的关系，可资说明敦煌曲子辞若干曲调的来源。在越南，陶娘歌因其历史的久远，也因其同教坊的联系（注：参见越南古籍《考教坊式》。此书记录对陶娘进行典试的评价体式，由礼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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