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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时间:2009-7-24 13:58:27  来源:不详
教坊司撰写,其典试方式是以得筹多寡而确定评分高低。可见歌筹是一种教坊艺术,其名来自教坊。),已成为雅俗共赏的精致艺术,造就了大量文人作品;由此不难理解敦煌曲同唐宋之际文人词的关系。另外,如果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划为三个阶段——依靠宫廷礼仪而生存的雅乐、依靠地主庄园经济而生存的歌妓音乐、依靠市民经济而生存的戏曲音乐——那么,在这个三段结构中,越南陶娘歌和敦煌曲子辞属于同一个音乐文化阶段。通过陶娘歌,可以深入地理解敦煌曲子辞的生存环境及其表演和传承的方式。
    (三)《孔子项橐相问书》研究
  《孔子项橐相问书》是流传甚广的俗文学作品,在敦煌至少有17种写本(包括3种藏文写本)。其故事可以追溯到秦汉典籍所记“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传说和“两小儿辩日”的传说。据研究,在唐以前,它是作为民间故事流传的;到初唐,它定型为一篇论议的文本或俗赋的文本。
  《孔子项橐相问书》渊源如何?流传情况如何?这是为历来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现在有条件做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在越南古籍中,至少保存了三篇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注:整理本见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项橐问答书〉谫论》,《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2年。)各本的篇幅、内容均与敦煌本相近;但从叙述次序和文字内容看,越南本却更接近藏文本和明代的《小儿论》。例如越南本“三窗六牖,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云云,不见于敦煌本,而见于藏文本和《小儿论》。而若比较一下各本的内容顺序(注:见下表: 资料来源:敦煌本及《小儿论》据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项楚《敦煌变文选注》、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藏文本采自冯蒸《敦煌藏文本〈孔子相托相问书〉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越南本据河内国家社科中心汉喃研究院藏书。),则可知敦煌本的结构颇不同于其它各本。
  这些异同,说明孔子项橐故事在唐五代已经定型,且大略有北方、南方两个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如果说敦煌本是北方系统的代表,那么,越南本、藏文本和明代《小儿论》便具有更亲密的血缘关系,同属于《孔子项橐相问书》的南方系统。有学者提出:《小儿论》结尾小儿问天地一段,“既不见于(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间书》,也不见于古藏文本之中,当是另有来源”。(注:张鸿勋:《〈孔子项托相问书〉故事传承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这一问题正好可以用两个传承系统之说来解答,因为同《小儿论》一样,在越南的三种传本中均有以下一段:
  又问曰:“天上零零有几星?”孔子曰:“适来问地,何必谈天。”小儿曰:“地下碌碌有几屋?”孔子曰:“且论眼前之事,何必谈天说地。”小儿曰:“若论眼前之事,眉毛中有几枝?”孔子笑而不答,顾谓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于是登车而去。


  这进一步证明越南本和明代《小儿论》具有相同的来源。考虑到越南俗文学曾接受明代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上述相同也可以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中越俗文学的关联。因此,各本之附载的内容差异,既可以看做传承的地域系统的差异,也可以看做不同时期《孔子项橐相问书》在功能上的差异:敦煌本与讲唱体的孔子欲杀项橐诗合抄,有明显的讲唱功能;越南本与格言体的孔子观金人之铭合抄(注:铭文由关于“慎言”的格言组成,云“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云云,原出《孔子家语•观周》。),有明显的蒙学功能。下文将要说到,这种格言体的蒙学书籍在越南汉喃文献中构成一个规模颇大的类别,实际上昭示了《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生存环境。总之,利用越南文本,可以更充分地阐明《孔子项橐相问书》等敦煌作品的性质和传承。
    (四)《太公家教》研究
  《太公家教》是敦煌写本中最多见的一种文献,至少占有35个卷号。它由规劝少年子弟遵循社会伦理的诗书经史俗谚之语组成,多为四言体,包括“孝子事亲”、“弟子事师”、“教子之法”、“立身之本”等门类。写本题记表明,它是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到北宋初年最流行的一种重蒙读本(注:参见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辑、汪泛舟《〈太公家教〉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无独有偶,在越南也流传过这种《太公家教》。1998年,我在河内搜集到抄写于启定元年(1916年)的一件残本。它有16页篇幅,采用汉字正文和喃字小注相间的体式。前半部残,末尾题“太公卷之毕,启定元年陆月初贰日”。尽管正文之中只有“良田万(敦煌本作‘千’)顷,不如薄艺(敦煌本作‘技’)随身”等少量语句与敦煌本《太公家教》相同,但二者的文体、内容、性质却无疑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童蒙读本在敦煌还有很多(注:参见周丕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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