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
 |
时间：2009-7-24 13:58:27 来源：不详
|
|
|
七六八体喃译。说明这种通俗喃赋乃由汉文赋转变而来。其三，这些作品往往与其它俗文学作品合订，表明俗赋是在口头流传的作品。用喃文书写，这正是越南俗赋流传于口头的证据。
在越南俗赋中，有一种讲述刘平、杨礼科场情谊的汉文赋，今存印本、抄本共十种，其中八本与俗赋、喃诗传或喃歌合订。在流传过程中，此《刘平赋》亦曾由汉文俗赋移植为韵文小说（如六八体喃诗传《刘平杨礼事迹演音》）、戏剧（如＠①戏《刘平演歌》）和曲艺（如嘲戏《刘平》）。这些迹象进一步证明：越南俗赋是来自中国的俗文学品种（注：越南俗赋以中国历史故事为题材，采用与敦煌赋相近的体裁，又明显呈现了从汉文赋向喃文赋过渡的趋向，据此可以肯定它的中国渊源。《刘平赋》的题材亦见于唐代笔记小说，例如《唐摭言》卷八记有“为乡人轻视而得者”、“以贤妻激劝而得者”等科举故事。），同它性质最相近的文艺体裁是喃诗传、＠①戏和喃歌。由于前一种关系（渊源关系），它在越南有多种“演音”（译为口语文本）的形式；由于后一种关系（共生关系），它首先移植为喃诗传和＠①戏，并因欣赏习惯的关联而与作为通俗歌曲的喃歌合抄为一书。
（二）六八体喃歌
六八体指的是以六言八言相间为主要句式的韵文体裁，包括“六八六八”、“七七六八”两种类型。此体大多用喃文，故又称“国音诗”。但其格律接受汉语近体诗的影响，将平、玄、问、跌、锐、重等六声分为平仄两类，以两字为一音节作平仄声的更换，因此是一种艺术文体。关于其缘起，《琵琶国音新传》序有云：“我国国音诗始于陈朝韩诠，继乃变七七为六八，而传体兴焉。”（乔莹懋1891年序）“北人以文字求声音，文字便成腔调；南人以声音求文字，声音别具体裁。”（失名1901年序）可见六八体产生在陈朝以后，通过“以声音求文字”的方式形成，贴近口语和口头传播方式，是在汉语七言诗影响之下产生的越南民族诗歌的体裁。
由于六八体同喃文的关联，在越南四部古籍中都有六八体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鲜明的通俗性和叙事性。例如子部使用六八体数量最多，尤多见于医药歌诀、劝善文、祭祀仪式上的赞文和嘲文。劝善文的功能和降笔文（以神灵的名义劝善）一致，赞文和嘲文则是讲唱文，这说明六八体是一种宜于唱诵的文体。
但从狭义文学的角度看，作为俗文学作品的六八体文献仍然集中见于集部。其中一种主要体裁便是富于抒情色彩的六八体喃歌。这种喃歌书共约30种，其中有用于男女对唱的情歌歌本，有以相思、旅愁、旷女、王昭君为题材的抒情诗，还有若干种以流行汉文诗篇为对象的喃译作品（包括白居易诗的喃译本《琵琶行演音歌》、《长恨歌演音新传》）。这些作品被很多书籍附载，说明六八体喃歌是一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说唱形式。
（三）陶娘歌
陶娘歌又称“歌筹”，是一种由艺妓表演的曲艺形式。其特点是一人主唱而以带琴、拍板、小鼓伴奏，往往使用“汉越语”来歌唱唐宋诗赋。因其主唱者称“陶娘”或“桃娘”，故名“陶娘歌”；因传统的点歌、评歌方式是投签方式，故又名“歌筹”。许多迹象表明，歌筹是有中国渊源的。唐代饮妓歌唱小曲，即往往以筹著为点歌记令的工具。（注：参见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第一章第一节“筹令”（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年）。）陶娘唱唐宋诗赋时所用的“汉越语”，其传入越南的时间大体上在中唐前后。（注：参见王力《汉越语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770页。）关于筹歌、妓歌的唐五代资料，亦指示了“歌筹”等名称的唐代来源。
现存关于歌筹的典籍，在汉喃研究院有37种。诸书均以喃文为主体，而间用汉文。其内容，主要是记录歌筹的歌调和曲辞，例如常见曲辞有《前后赤壁》、《长恨歌》、《刘阮入天台》、《滕王阁序》、《琵琶行》、《织锦回文》、《红红雪雪》、《进酒曲》（李白《将进酒》）等。此外，诸书叙述了演奏鼓、琴、板的方法，解释了关于歌唱的理论和制度名物，并记录了歌曲的工尺谱。
作为具俗文学性质的典籍，歌筹之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书中往往杂抄喃文赋、六八体喃歌等其它体裁的俗文学作品，二是出现了一批文人的歌筹辞集。后者表明陶娘歌造成了一种新的文人拟作风尚。
（四）小说
在越南古籍中，小说是比重甚大的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