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瀛：成功，在持之以恒的追求 

湖南省株洲市四中历史特级教师

    我的求学之路是比较曲折的。我生于1959年，正遇上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l966年我启蒙读书，又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或许是我年龄太小不懂革命，也或许是我天生酷爱读书，尽管当时教师“民办化”、教材“革命化”、学习“劳动化”，我还是手不释卷。在整个小学和初中学习阶段，除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外，我还读了不少课外书。在所读书籍中，既有“革命类”小说和中国古典名著，也有不少通俗普及类读物。这些都为我后来的求学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革”时代，升学是不看学业成绩的，而是所谓的“推荐”。l974年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我，因没有特殊关系而无机会进入高中继续求学。说心里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无机会上高中的偏远农村的小孩，是不敢做上大学这样的春秋美梦的，但我并没有放弃读书。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外出学徒或搞农田基础建设，我都坚持读书。不同的是，所读内容则不再是数理化，而是以当时实际需要为主。这些知识，虽然对我后来考大学没有直接作用，但它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充实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更使我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对于酷爱读书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由于当时我在外地修水库且不准回家，因此与“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失之交臂。l978年，初中毕业的我参加了这一年升中专考试，因失学多年，加之考前两天我因病住进了医院，结果以5分之差名落孙山。当时不少人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并没有气绥，仍坚持在劳动之余复习相关课程，准备第二年再考。谁知l979年国家高考政策调整，规定大学和中专招生一律考高中课程，这对于初中毕业的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幸亏在一位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来到区中学“复读”高中课程。当时我已经20岁了，且家里贫困，姐妹多，全靠我做农活挣“工分”养家，但年老体弱的父母和年幼力薄的妹妹们还是大力支持我去拼搏一个学期。我不敢辜负老师和亲人们的期望，为了成功，我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理科，改学文科，准备背水一战。不想，填志愿时，我却给人留了千古笑柄——本来我的高考成绩已经超过当年的本科分数线，但因我不知道本科好还是专科好，我竟然将衡阳师专填在第一志愿，将湖南财经学院和湖南师院分别填在第二和第三志愿。这一错误，对我的学业、工作和人生的影响自然很大。我虽然后悔，但它绝没有成为我的求学障碍。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不仅坚持刻苦自学了大量的史学和教育学著述，辑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而且先后参加过吉林社会科学战线青年社会科学研究辅导中心为期一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班”的函授学习、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为期三年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学习、湖南师大为期三年的历史专业专专升本的函授学习……

    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那样拼命学习。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二是我是教师，我怕误人子弟。要知道，我们做学生时是如何期望和要求老师的啊!每想到这里，我就如芒刺在背，不敢不学呀！

    1983年我衡阳师专毕业，本来有机会留校从事地理教育的。但由于我先天不足，当年高考时英语是免试的。师专三年又学两门专业(历史和地理)，尽管我挤出了大量时间学习英语，还是成绩平平。这是我至今都感到十分遗憾的事。在大学从教，没有良好的英语水平，是难以有较大发展的。于是我主动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核工业部中南地勘局303大队子弟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十分受人羡慕的事。我所在单位，不但级别高，而且待遇丰厚，工资比地方学校高出20多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又是不幸的。因为，我所在的子弟学校，位置偏远，规模小，与地方学校很少交往，高中部学习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去了地方重点中学，因此每年高考学校总是“剃光头”。凡此种种，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在历史教学上的发展。不少成绩优异的师范大学生到了我所在的子弟学校后，都成为应付教学的教书匠。但我还是要衷心感谢子弟学校11年特殊的教学生涯。因为，这ll年里，我每年都包揽了全校初高中各年级的历史课，它使我对初高中全部历史教材了如指掌；这11年里，由于无高考升学压力，我能挤出大量时间进行学习和历史教学研究，使我有幸从l985年开始就不断有史学、历史教学论文发表，甚至还有专著出版。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