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研杂感

 
汪瀛

湖南省株洲市四中历史特级教师   

教研兴校，教研兴教，是当今教育界比较热门的话题。

常听人抱怨，历史在中学是一门副科，不为学校和学生所重视，因而广大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也就不重视教研。真的是这样吗？依我愚见，历史教学必须进行教研，似乎是当今每位历史教师都具有的常识。只是不同的历史教师对教研的认识不同，其表现不同罢了。有的历史教师教研意识强，后生可畏，一从事或涉及历史教育就能有意识地发现不少问题并进行研究，因成果不断而成为名师；有的历史教师教研意识弱，终其一生只在无意识地研究一些日常教学中所遇到的而又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自然在他人看来“毫无建树”；有的历史教师将自己的教研成果贯注在教学中，希望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发展学生的智能与净化学生的灵魂，别无他求；有的历史教师将自己的教研成果撰写成文，希望能播撒在读者的心田中，推动历史历史教育教学的发展，惠人利己；有的历史教师将自己的教研活动与成果押在功利上，希望借以提高自己的名望，拥有更高的职称、更好的前程与更多的经济利益……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教研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或目的，只要不损人利己，遵纪守法，其研究成果有益于发展学生智能、净化学生的灵魂、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就无可非议。只是令我困惑的是，在我国历史教研名家倍出、教研成果汗牛充栋、教育教学新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真正具有普世意义，能为广大历史教育教学工作者乐于接受，积极推动我国历史教育教学发展的教研成果寥寥无几，更不要说出现历史教育大师了。其原因何在，实在值得我们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深入反思。

认真深入反思我国历史教研成果的真正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需要我们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历史教研名家敢于解剖自己的教研成果、敢于反思他人教研成果的勇气，善待、包容他人评析、质疑、甚至于挑剔批评的气度；其次我们需要一个能发表不同意见的交流平台。这些，我们有吗？充分吗？

当今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历史教育大师，没有出现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教研成果，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依我愚见，首先是因为我们历史教研者太急功近利。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里，教研可以功利，在功利驱使下也确实可以推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要出“大师”和普世意义的教研成果则不能。其次是因为我们不少历史教研名家出自大学或专业教研单位的教研员，他们往往缺乏中学历史教学实践，其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自然会大打折扣。综观古今中外的教育大师或名家，有多少不是一线教师出身并致力于教育教学实践者？第三，重理论研究，轻实践探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话，但我们有多少研究成果是来源于实践探索？我们有多少研究成果是研究者在实践基础上提出、在实践探索中完成并接受了他人实践检验的？如果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无情地解剖我们的研究成果，这类“成果”绝不是个别。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有些教研成果是有关人员闭门撰写出来的；有的则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有的实验数据是人为编造的；有的教学案例是研究者课后自我完善出来的；有的教研成果是建立在重点中学高素质学生（研究对象）和优越的教育教学条件（研究设施）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普遍意义（这实际上是教育不公平性的表现）；有的教研成果理论性强，旁征博引众多大师名家著述，看似研究者功底深厚，高深莫测；实则是演绎概念术语，空话套话连篇，不着边际，令人雾里看花，不能操作，这也是一些名家主讲其研究成果不为同仁认可，或无法亲自“操刀”实践演示其教研成果，最终为同仁所笑的原因所在。我常常在想，大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既没有引名家理论证明，也不显得高深莫测，却至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奉为金科玉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省吗？

教研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需要出奇，更需要返朴归真；需要造就天才，更需要惠及民众。只有我们的教研成果能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可，所掌握，所实践，并能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取得相应的效果，才不枉研究者的心血。我愿与同仁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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