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笔谈之二:
从三维目标看“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的讨论
彭禹
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对于历史教育来说,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所能引向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的被提出:我们为什么要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向并未涉足专业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学生提出这样一个(乃至这一类型的)问题?
我想我们可以从三维目标的设计来做一些思考。
首先,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学生无疑可以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来获得对这一历史事件更丰富的知识上的了解,甚至对事件的某些侧面理解得相当深刻,也可以在讨论中获得某些能力上的提高。
其次,在方法上,我们也可能可以使学生获得某种比较系统的关于人物评价的思考方法。一般的说来,我们通常采用列举人物的行为,然后就像分苹果那样把这些行为分成“功”或者“过”,而后做总体的评价。就秦始皇修长城而言,则是将这个单一的历史行为再做比较细的区分,分出这个历史行为的影响的不同方面,同样的分成“功”或者“过”,再结合起来做一个总体的评价。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方法训练是相当低层面的,实际上学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是获得了一种对历史事实进行分类的方法,严格来说,这是不是能够算作历史学的思考方法还是可以商榷的。
而且这样一种做法预设了这样一个条件:“功”和“过”是可以用一个公允的标准进行衡量乃至相互抵消的。但实际上,历史学中这样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所以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获得对秦始皇修长城这一历史行为做出总体性评价毫无意义。在周建定老师提供的讨论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虽然抱着相互差异很大的总体看法,但却各自言之成理。这也是我们在进行评价类的课堂讨论时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方法”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这样的课堂问题就完全可以避免。
关于秦始皇修长城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有许多种的评价,关于对秦始皇修长城的评价,我们有许多种问法。每一种的评价,每一个问题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方法,暗示着一种不同的立场。
对这些立场的了解,才真正地构成了学生可供学习的进行历史评价的方法。
比如,在修长城的功过讨论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1、在修长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中,秦始皇的立场和秦朝民众的立场会有怎样的差异?
2、在以上评价中,秦朝全体民众的立场和具体民众个人的立场会有怎样的差异?
3、后人立场与当时当事人立场又会有何差异?
4、以上各种立场上的差异会对修长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发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具体史料的运用及最终的结论上发生怎样的影响?
我相信当讨论从“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转向“我们以怎样的立场与方法来评价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的时候,学生的学习重点就从知识开始上升为方法,毕竟,课堂讨论并不是为了让一些学生去说服另一些学生,而是让学生们在讨论中有所得。
最后,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思考。
一种简单的办法是:通过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来形成学生对秦始皇或者长城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使学生接受某种相关立场下的特定价值观。
比方说如果是对修长城持总体否定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就接受了“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历史价值观或者其他相关的价值观,从而抱有某种平民立场。
又或者是对修长城持总体肯定态度的话,学生就可能接受了“国家前途与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价值观或者其他相关价值观,从而抱有某种国家至上立场。
无论最终引向哪一种,我以为都不是作为公民教育一部分的中学历史教育所应做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目标的设置是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的体现,但是德育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教化,作为教育者,我想我们该问自己:我们的培养目标是雅典的公民还是斯巴达的臣民?我们是该让孩子们理解和掌握一种思想的方法还是给他们树立一根道德的标杆?德育应当是智育的自然延伸还是简单的感情共鸣?
我个人的态度是倾向于前者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德育看作是智育的自然延伸的话,我想在秦始皇修长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究竟学生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学生应当形成这样一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类似的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多元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人与人的观念的差异应当是可以被容忍的。
总之,今日讨论所得的看法,学生终有一天会忘记甚或改变,但对讨论所及的方法和立场的理解却会帮助学生在未来的某一天知道作为公民应当如何抉择。
作者简介:彭禹,上海市殷高路42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20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