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之十五 父亲
很多朋友看了我写的文革往事，觉得我的文革生活很轻松，其实不然。有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一直没有提及，那就是，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很多年以前，“叛徒”这个词是邻居的小朋友和同班同学跟我吵架时的杀手锏，只要他们喊出这三个字，我立刻泪水满面，哑口无言。
那是196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居民楼的门口刚刚走出来，去厂里的开水站打开水，忽然看见父亲脖子上戴着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大大的、划着红色叉的两个字：“叛徒”。父亲的眼光躲着我，走进楼门。门口玩耍的小朋友们眼光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毫无思想准备，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往开水站走去，泪水洒满了衣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我从此是有问题的家庭里的孩子了。
回到家里，空气像死一样沉闷。那时的家长不像现在的家长这么平等，父母对我和妹妹没有任何解释。妹妹那时只有两三岁，看见一个大木牌很好奇，当作玩具玩着，母亲怕她弄坏，让她不要动，我则气急败坏地使劲地将她拉到一边。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是叛徒。我总在想：刘胡兰也是山西人，而且就和我的老家相隔十几里路，她牺牲时和父亲的年龄也差不多，为什么她就那么勇敢，而父亲却如此怯懦。为什么父亲不能像刘胡兰那样呢？可是又想，如果父亲真的像刘胡兰那样了，世界上也就没有我了。一直到文革后期，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才可以正常地参加一切政治活动。
今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六月去俄罗斯旅游途径乌鲁木齐，探望了一位同村的老革命。那位老革命给他看了自己的自述，于是父亲也产生了写自述的想法，我正好也想做这件事，于是用了两个晚上跟他交谈，记录了他的谈话：
我于1931年农历5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栗家庄乡牧庄村。父亲叫吴凝瑞。母亲叫吴苏氏，是龙观村人。
父亲是比较成功的生意人，家里有十几亩地。父亲的命很苦，中年丧妻，娶了我的母亲做续弦。母亲据说是原是一个商人的老婆，那个商人长年经商在外，另娶了家室，将她遗弃在家里。我八岁那年的秋天，母亲因患肺结核而去世。肺结核在当时跟现在的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有人说父亲命硬克妻，他一气之下不再续娶。对母亲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只记得她相貌中等，非常瘦削，脾气很好。父亲是一个极要强、精明能干、脾气暴烈的人，如果不是遇到战争年代，他属于那种勤劳精明，能发家致富的人。他靠一个人的辛勤劳作，盖起了一座两进九间窑洞的大院子，全一色的青砖瓦，一点也不亚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那种房子。1948年解放时，幸亏这些房子的窗框被国民党编村卸下去修碉堡了，看上去破破烂烂地；加之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否则，光是这院房子我家就能被评为富农。结果，我家被评为中农。
我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有一个比我小四岁的亲妹妹。1938年，日本人来了，父亲不能做生意了，回家务农。家里的十几亩地里，种的是小麦、玉米、蔬菜和南瓜。父亲每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缝补衣裳、哺养孩子，甚至每天给妹妹梳辫子，又当爹又当妈，非常辛苦。
1938年，我大哥去参加了八路军，给游击队当文书，1939年他又跑了回来，后来又到河北无极县做生意、座烧酒的手艺，定居在河北没有再回来。二哥也出去当了国民党兵，北京解放后，被释放回家，娶了一个从良的风尘女子做老婆，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两个哥哥的性格都很像父亲，刚烈、暴躁和倔强。我性格比较像母亲，温和而忠厚。
七岁时，我开始在村里的私塾读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珠算。后来日本人在村里开设了学校，学校里学习语文、数学和日语。
十三岁左右，我就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春天，用小筐子往地里送粪。每天早上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跟着父亲走很远的路去地里干活，在地头啃一些带的干粮，中午回来才做一些汤食。因为我年龄小，担不动满筐的粪，就只好担半筐。母亲去世后，父亲的日子过得及其艰难，心情也不好，整天在我身上出气。我从小就受苦，没有吃过母亲的奶，吃得全是做生意的父亲从外面带来的代乳粉。头上长满了湿疹，也没有办法医治。母亲去世后，我总是衣衫褴褛，鞋子也都破得不能穿了还舍不得丢掉。
有一年过年，父亲给我做了新棉袍，我看到别人踢键子很好玩，站在一旁观看，别人一脚把我的袍子踢得撕到大腿部，父亲气得打了我一顿，过年期间让我呆在柜子后面不许出来。母亲去世后，姐姐就出嫁了，姐姐给我们做鞋和衣服。
那时我也会捣鬼，磨面时，偷偷地藏一些麦粒在磨坊里，回头再去拿，用这些麦粒跟小商贩换杏、桃和甜瓜吃。
父亲经常晚上出去帮乡亲们记账，就把我和妹妹锁在大院里。我和妹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父亲养不起妹妹，就把她送到姐姐的婆家当了童养媳，嫁给了姐姐的小叔子。姐姐的婆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家境比较好。
十三、四岁时，我开始给地主家做小工，帮地主家锄地、担粪，中午地主家里派人把饭送到地头，晚上回来在地主家吃晚饭。地主只给很少的工钱，主要还是靠打小工解决吃饭问题。我还帮别人当盖房子的小工，自己带干粮去，只给一点点工钱。记得还给邻居帮忙驮炭，走几十里路，从煤窑驮炭回来，人家给点粮食。秋天时，还到山里担红果。
山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最苦的地方。日本人、阎锡山等各种势力在这里交错在一起，老百姓困苦不堪。为了糊口，家里卖掉了家具、装粮食的家什等，屋里空空如也。没有粮的时候，吃榨油剩下的豆渣做的豆饼和喂牲口的苜蓿。村里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粮食吃，都出外当兵了。有的是当共产党的兵，有的是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我村里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了教会学校，后来跟共产党南下，当了县长。
1944年我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后来到解放区区公所工作。每天晚上埋伏在公路边，看见日本人来了，打几枪就跑。我们还到财主家把财主绑起来，让他们把藏在地下的粮食都拿出来。我们一般不选择本村的地主，而是到外村去。从地主家搜出的东西和粮食送到区公所充公。游击队里能吃到白菜和小米饭。大部分时间在老百姓家里派饭。跟着八路军我觉得很好玩，还有饭吃。
当民兵的时候，有一次，国民党军队进了村，父亲怕我被抓去当兵，我俩藏在院子的南窑旁的柴禾堆里，国民党兵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就走了。我那时身上经常装着两个手榴弹，怕被父亲看见，回家时就藏在院子里的二门外面的土地神堂里。
1945年我到八路军的区公所给区长和政委当通讯员，区长叫王云廷，政委叫王治安。区长当时才三十多岁，后来投降了国民党，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送信和帮领导搞勤务。
1946年初夏，快收麦子的时候，有一天得到消息，说狗子军（阎锡山的军队）要来了，我们赶紧将地里还绿着的麦子就收了回来。晚上不敢睡在家里，只好睡附近的河滩里，早上天快亮的时候，看见一队狗子军来了，我和民兵队长一起扔了几颗手榴弹，也不知炸没炸着，撒腿就跑，一气跑了十几里路，不敢回家。1946年的冬天，我们游击队撤到离牧庄二十多里路的地方。
1947年的春天，我一个人晚上去送信，请另一支游击队派援兵来，并要求各村派担架队来。我背着一杆小马枪，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遇到了一只狼，我吓坏了，枪里只有四颗子弹，不能随便用，我只好站在那里吓唬狼，还好，狼被我吓跑了，跑到了高家庄的山上。没有信送的时候，我要站岗。那时候，没有表和钟，站岗的时候燃一柱香，按照站几炷香来计时。大概每人站一柱香的时间。
1947年，我们撤到了北部三泉镇的西山上。隔着一条沟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我们住在一个村的乡公所，游击队有几十个人，加上武工队的人，一共有一百多人。村里的老百姓轮流派饭。我那时浑身长满了疥疮，走路都有困难。游击队给我发了米票，拿着米票可以到乡公所换粮食。我回到老家养病。那时候，区公所和游击队因保卫延安都撤走了。
那年春天，村里来了几个穿便衣的狗子军，打听村里谁是八路军或民兵。村里有个脑子不清楚的人告诉他们我是八路军，结果就把我从家里抓去了，关押在国民党团部的院子里。每天做饭的时候放我出来拉风箱，吃完饭又关进去。那时我才16岁。他们看我老实巴交的，就送我到连队里当兵。几个月后，把我们这些从共产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人和一些地方民兵又集中受训了几个月，国民党教导处的人整天给我们讲共产党如何坏、如何共产共妻等等。有些年龄大的人怕被枪决，就跳到茅坑里淹死了；还有些比较有名的或拒不交待的人被捆起来，用乱棍在城皇庙的操场上活活打死；也有一些人被用十字架绑起来放在草席上用刺刀活活刺死。后来，我被编入国民党四十三军七十师201团一营三连八班，驻扎在山西汾阳城南的阳城村。
1948年5月，我们第一次去牛家垣抢粮食就被解放军包围了。我腿上受了伤被解放军俘虏，走不动路，只好拉着马尾巴上山。到了医疗队，给我换药时，可能是碘酒用得太多了，我一下子昏倒了，人事不省。因伤员太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上长了蛆自己都不知道。经过手术取出了子弹。当时，解放军问我回家还是当兵，我说留下来当兵。不久，部队在清垣县整休，我又得了伤寒，不停地拉肚子，到后方医院才治好。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七军军部七纵队医疗队开刀房的医生看我比较老实，就留我在医疗队里当护士，工作是在每天用锅煮消毒器材。
解放军里官兵关系比较融洽，不像国民党那样紧张，每天都有人监视着怕你逃跑。部队里吃得也好，天天可以吃到小米饭，礼拜天还改善生活，可以吃到萝卜粉条和一点点肉。队长是湖南人姓任，护士长姓孙。医疗队里有三十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晋西北的人。每次做手术，用一张白色的大床单一围，还装满一大缸开水消毒洗手和消毒器械。
最难忘的是1948年打太原。那年春天我们就将太原围起来了，结果一直打到1949年5月才打下来。我们医疗队驻扎在离太原三十多里路的东山上，从太原前线下来的伤兵运到我们那里治疗，重病员做手术后再运到后方。那时，我们整整一年都在山上，要下山驮水吃，天天都不洗脸。当官的吃中灶，当兵的吃大灶。穿着老百姓做的棉衣，用草木灰染成灰色。老百姓还给我们做鞋，鞋很重，叫解放鞋。
手术室一般设在老百姓的家里或古庙里，晚上用棉被将窗户都堵起来，里面点着汽灯。太原战役总攻的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从前线送下来了三千人，我们能做的手术就做，不能做的如坏疽、眼睛受伤、头部受伤就紧急送到后方医院。那天晚上牺牲的人很多，尸体一拉下来，就换上新棉衣棉裤，一个个地垒起来，打完仗拉走。还算幸运，我们医疗队没有受到袭击。打牛头寨最艰苦，整个一个连的人一冲上去就全牺牲了。开始解放军打得很顺利，都打过了洋灰（水泥）桥，结果没有弄清情况，怕敌人有诈，就退了回来。一直到1949年5月林彪的18、19兵团来支援，才把城墙炸了个大口子，搭了云梯才攻下太原。打太原我立了三等功。
国民党军队打得也很惨，因为被围城一年，没有盐吃，当兵的都得了夜盲眼，曾有一个连长打头，当兵的一个拉一个地从城里逃出来投降。还有的部队几百个人互相射击自杀，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头目叫梁化芝。
进城时还有人出来欢迎我们。打完太原休整了三个月。我们沿着铁路线从晋中走到晋南，在山陕交界的龙门口乘木船过了黄河。这时部队的气氛开始紧张了，老兵都监视着新兵，怕新兵不肯过黄河。到陕西韩城的时候，老百姓热烈地敲锣打鼓欢迎我们，送来了猪、羊和鸡蛋，还在路旁用大水桶装着开水给我们喝。在陕西三原住了一个月，住在一家大地主家里，三原县的西城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每天两顿饭，小米干饭和土豆，改善生活时可以吃到米面，就是在稀饭里煮点面条，有时还可以吃到大肉粉条。
到泾阳永乐店的时候，听说马洪逵的部队要来反攻西安，我们连夜赶到西安附近的咸阳，在地上栓满木桩，缠上铁丝，用来绊马腿。马洪逵的部队又没有来。1949年5月25日西安解放，我们又去了甘肃天水。
在陕西眉县，和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我们有一个军，大约一、两万人，国民党只有一个师，打得他们逃到了岐山脚下的土塬上，渭河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他们撤退时将面粉撒了一地，把麦垛也全烧了，不留给共产党。过秦岭的时候，我得了重病吐血，开始担架抬着我走，后来骑着马走。部队一直走到四川广元。四川解放后，我们又返回天水驻扎。1950年，我们开展了大生产，到甘南山里烧木炭。
1950年在甘肃天水时很少做手术了，我在天水干部休养所当护士，主要工作是打针换药。很多干部的太太在这里生孩子，那时，军长、师长可以带家属。
1951年春天，七军干休所派我们医疗队三个人去兰州集训，住在兰州大厦。一野的几个军都抽调医生和护士参加了医疗队的组建。医疗队里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少数几个女护士。培训的内容是医学护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班禅进藏培训的医疗队，称作班禅行辕医疗队。班禅行辕医疗队的队长姓杜。进藏时西藏工委的领导是范明将军，政委是牙含章。
我是一个喜欢整洁的人，在塔尔寺住的时候，我买了几十尺布，挂了一幅大大的帘子，宿营的时候我铲来草皮，搭成四四方方的土台，上面盖着一张毡布，一个小桌子就成了。塔尔寺住了几个月后，1951年秋天从西宁坐汽车到了香日得。班禅行辕共分三支由青海入藏。每人两匹马，配有狗皮褥子、粗呢子军衣，还有一个庞大的骆驼队驮着行李和粮食。吃的主要是像炒面一样的食品，用向老百姓买来的酥油拌着吃。把整个一张羊皮掏空，加一支铁管用来作烧牛粪时的吹火管。把炒面倒进碗里，然后把黄油倒进去一拌。一周改善一次伙食，可以吃到面条。
为了让牲口在白天能够吃到牧草，班禅行辕共分三支行进，每天凌晨四点出发，上午十点多到了宿营地。我们先捡牛粪用来烧火做饭，用皮囊鼓风，烧一大锅热茶，吃酥油炒面。有时候没有酥油，只好光吃炒面。有时煮牛羊肉吃，有时就干脆生吃干粮和冻透了的干粮。后来到了冬天，骆驼没有草吃了，纷纷饿死在路上，一路上布满了骆驼的尸体。有的骆驼饿得走不动了，眼睛里流着泪看着我们走远，真是令人太难过了，骆驼是非常通人性的动物。
过唐古拉山时有瘴气，但是人感觉不到。空气稀薄，人的血压升高，很多人由于血管迸裂而死去。我却没有什么感觉，每天都要走几十里路。过格尔木大草原就走了半个多月。有时候，帐篷就搭在雪地里，睡觉醒来被子里都是雪。
班禅当时十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清秀，他被用轿子抬着，成天念经。有一个骑兵连为他担任警卫。还有一大批西藏的官员跟他一起入藏。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人一张他的照片，还有一张护身符。文革时，我太太觉得这些东西不好，悄悄地烧掉了。
一路上我们还给藏民看病。到达西藏时我们住在罗布林卡野外的帐篷里，班禅住在大昭寺，很多藏民来朝拜他。又走了半个多月，途经几个大湖，才走到日喀则。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惨的事：有两个司药自己配药，那时一般是用蜡烛融化了封药丸的口，他们用的是浓度是99％进口酒精，结果没弄好，引起了酒精爆炸。那天晚上，我们大家正在玩，忽听得一声响，赶紧跑出去一看，他俩变成了火人！大家都不懂，端起脏水就往他们身上泼，结果烧伤面积过大，第二天死了一个，第三天又死了一个。这两个司药都是中专毕业的，才二十三、四岁。其中一个刚刚加入共产党，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坚强。
日喀则开始还比较乱，夜里不敢出去。北京的医疗队也在这里和我们汇合了。两个医疗队加起来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主要是给日喀则分工委和班禅警卫营的工作人员看病。后改为日喀则人民医院。我在这里养了两只狼狗，一只叫介石，一只叫美龄，十分伶俐可爱，后来跑丢了。
1954年，我得了支气管扩张，到拉萨治不好，组织上送我到西安治病。我们有一个藏民领路，还雇用了藏民的马和牦牛。我们十几个人，又走了三个月到了格尔木。在格尔木开始坐汽车。我发了一件皮大衣，毛很长很暖和。晚上坐车我睡着了，被大风吹跑了。我们只有一辆车，路上不敢停，一停就发动不起来了。我身上还背着冲锋枪。一路上都是死骆驼，还遇到过狗熊，它们藏在死骆驼的骨头堆里很难发现，走到跟前才看到。我们后来就扔块石头试探一下才敢走过去。
由日喀则返回拉萨时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几个女的，晚上住大通铺时，她们总是让我睡在男女分界的地方，因为她们觉得我人老实，比较放心。其中有个回拉萨的助产士是北京人，叫高生玉，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后来嫁给了一个拉萨人民医院的医生。这次走得太匆忙连我的档案都没有带回去，后来就搞丢了。一起回来的这些人有的留在了兰州。我原是准备看完病还要回西藏的。到了西安，我先去西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报到，住在新城区皇城里的招待所。在西安中心医院住了三个月，治好了我的病。我治病期间，医疗队的队长杜均先到西安的西藏办事处出差，我还专门去看望了他。
鉴于我的身体不适合西藏的气候，组织上让我就地专业，1954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国棉三厂卫生所工作。三厂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援建的纺织厂，那时候工厂还在建设中，只有几座楼房。我是团支委，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整天搞活动。那时，组织上还很信任我，肃反的时候，派我到青岛、天津和内蒙去外调别人的情况。四清我也参加了。1956年我入了党，可是正在预备期的时候，开始了反右。我说北京的房子盖得那么好，可是老百姓还是很穷，加之，我历史上曾被捕过，被取消了预备期。一直到离休我也没能再入党。1959年，派我到三原农场里劳动改造，从此，组织上不再信任我了。我太太也在1956年入党，开始了预备期，由于她说人民公社不好，家乡的人都饿死了，也被解除了预备期。
文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被打成叛徒，关进牛棚里。在全厂大会上挨过批斗，不让我在卫生所工作，分配到厂里的浆纱车间洗棉毯。后因我患腰锥间盘突出，改派扫地。运动后期，厂里派人到我的老家调查，查明当时国民党抓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给我的问题做了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这样，我又回到卫生所工作，刚开始不给我处方权，后来才给了。
粉碎四人帮后，卫生所改为三厂医院，我管医务，负责全厂职工的医药费用报销和病假审核。我工作很努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做事很认真，有个副厂长在农村看病开的不合规定的发票，我也没有给他报销，后来他还对我有意见。为了报销的事情，还得罪了一些朋友，他们觉得我太认真。厂里对我的认真还是认可的，给我发了廉政证书。虽然我这辈子没有入党，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得比很多党员还要好。我一点也不遗憾没有入党。我跟厂里的工人、食堂的师傅们关系都很好，大家觉得我看病态度和蔼可亲。
1991年8月16日，我离休了。按照国家规定，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待遇。我正好赶上。现在我每月享受着近两千元的离休工资，还可以报销所有的医疗费，我感到很满足了。
记录完父亲的讲述，我一直在想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理清自己的思路？至今我仍不是很清楚，只是将一些想法写出来。
父亲的一生真的受了很多苦。听着父亲平静地讲述，我觉得这个男人一生真的不容易，幼年丧母，连母亲的样子都记不大清楚，更没有享受过在母亲怀抱里撒欢的幸福。无依无靠，衣食无着。在部队里，一切都靠自己，风餐露宿，病痛折磨，所受的苦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想像的。
父亲真的很幸运。每一次危急关头，他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但他还是侥幸地活下来了。他没有落入恶狼之口、没有被一次次的重病拖垮、没有成为几千个从太原战场上抬下来的尸体之一……。
重读父亲。
父亲本是一个忠厚老实、循规蹈矩的人，他每天的生活都很刻板，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大家称他为机器人，戏称可以按他活动的时间校对钟表，因为他每天打水、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是一定的。假如没有遇到战争，他会是一个敦厚的、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生活的农民。他生性温顺、老实，喜欢养花和一些小动物。在厂里时，他在医院的顶楼上养了两百多盆花，医院里的人家里的花快养死的时候，就赶紧拿来给他养，他总是能起死回生，使那些花重新绽放。父亲养的两只小麻雀，可以不用鸟笼放养在家里，他一下班回家，就飞到他的双肩上。他很喜欢整洁，办公室、家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即是在战争年代，他也尽可能地美化自己的环境。
父亲对我和妹妹的爱，远远超过一般的父亲爱孩子。小时候，他每个星期三要到市里业务学习，每次回来总是要给我买很多小人书，我的启蒙教育就是靠着这些小人书完成的。父亲是一个特别细心的男人，我到大学报到和工作单位报到，他总是要亲自送到宿舍，带着钉锤和钉子，把门窗的插销、锁钉牢了，才放心地离去。在我们家里，孩子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吃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和享受的事情，永远都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
这样一个温情的人，却遇到了那么残酷的战争年代！
1999年，我陪父亲回老家。当年跟他一起当八路军的同伴来看望他。那些老人，衣衫破旧，形容枯槁，牙脱落了也没有钱去镶。他们站在红光满面，衣着整洁的父亲面前，反差太大了。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以往对父亲的评价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以前总是世俗地认为他那么早就参加革命，最后也没有混个一官半职，挺平庸的。可这时我觉得，评价一个人，要把他置于他自己的同辈人中来评价。父亲的那些同伴也参加了革命，现在竟然不能安度晚年！父亲却生活得十分优裕和惬意。跟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相比，他是幸运的、幸福的、有成就的。
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中有一段话令我深思了很久：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父亲成为像刘胡兰那样的英雄，就像我自己也不能成为英雄一样。我曾经偷偷地设想过自己处于江姐的处境，不要说拷打我了，就是有几个彪形大汉站在我面前，我就会吓得晕过去。这也是英雄值得人们崇敬的原因之一：他们做到了凡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父亲本质上不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他曾经想自杀，准备了铁丝，找好了上吊的地方。最终由于母亲的劝导而放弃。我也不是一个可以成为英雄的人，
人生在世，宛如一粒浮尘，个人的选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究竟该怎样理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里，父亲走上战场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饭吃。这也是很多人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跟着谁走，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他的经历反过来，先参加解放军，又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他的人生可能又是另一种写法。
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也不是不能成为英雄的男人就不是男子汉。《克莱默夫妇》里的男主角，对孩子的关爱和责任感，难道不是男子汉气质的体现吗？男子汉不一定就非要虎背熊腰，轰轰烈烈。父亲走过那么长而艰险的人生路程，仍然如此热爱生活，坦然地面对一切，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可以感觉到，他在讲述自己被国民党抓住的那一段历史时有些闪烁其词，我相信他的确说出了村里八路军的名字。可是，那时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啊！一个相当于现在高一年级的孩子！假如将某校的高一学生全部拉出来做个实验，让我们来看看，在敌人的拷打下有几个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重读父亲，深感羞愧。学过历史的我，却并不真正懂得历史。
历史是要伴着人生的阅历来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