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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夫:为学校历史教育辩护

时间:2009-10-18 17:17:14  来源:赵亚夫
 

 

赵亚夫:为学校历史教育辩护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学校历史教育不能够解决日常生活难题,为此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门无用的学科。具体言之,学校历史教育不能像数学、语文、外语那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实际的用途。历史教育在学校“萎缩”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家的角度把它抬的多高,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都无济于事。本来源自历史文化的信念,理应成为国家或民族发展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内驱力,但是因为新革命形成的新传统早已模糊甚至拔掉了由历史获取信念的根基,从历史教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复苏自信的理由!本来源自历史文化的财富,理应成为国民志气与智慧不可或缺的丰富给养,但是因为新时代促动的新意识远没有找到新文化的立脚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也从来没有塌实地落在公民社会之中,以致从历史中学到的功利全在做政治的附庸。

 

 

1.近代以来的每个时期,我们都不乏对历史教育的警觉者和守护者。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太过剧烈,革命的目标太过直接,革命的任务太过沉重。加之,传统中国的太过顽固,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太过鲜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太过持重,且都一股脑地集中于对历史的估量与裁剪。因为历史的功能或更准确地说是历史教育的贡献,潜在于文化的层面,而文化又极易受历史的挟制且倍受责难。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正是戳在了传统文化的脊骨,或保守或反动或中和,谁也绕不过去祖宗的历史和文化。政治革命者、社会改良者看重的历史教育,投射在国民身上就是培养怎样的国民(非臣民)。抑或说,对历史教育内容(新旧文化的取向)的选择标准皆折射出不同的政治立场。有趣的是,无论是激进的革命者(如鲁迅),还是稳健的改良者(如梁启超),都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造本土的历史教育。应时代的进步,贫弱愚盲的现实刺激国人把自家历史(特别是历史教育)看得十分糟粕,走的远的倡导全盘西化,主张尽可能少有历史的包袱,甚至要从自身抹去一切传统痕迹。

 

不过,在世界远未进大同的理想境界,或许仍以弱肉强食作为国际关系通行准则的时候,惟有先图强而后富国强兵,而图强的思想资本无疑就是唤醒民族意识,事实上却不能无视自己的历史。这样一来,若想借本族本土历史造就新国民的话,革命者就不得不说两头话、做两面派,历史教育亦被陷入两难的困境:中国文明是早熟的农业文明,深入人心的文化和传统只能是所谓的封建文化和传统。人们既要反思那文化吃人的本质,又要在其中找到作为中国脊梁的支撑点。对大众而言,也不能不谈自己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在世间自豪的一切理由都是历史赋予的。然而文化人用时代的标尺所做的思考,又让“觉醒者”为有这样的历史蒙羞。于是,伴随着近代学校制度确定的历史学习内容,因普及而萎缩,更因理念而萎缩。于今,学校的历史课只是从时间上计算祖国的悠久,剪删去的恰恰是历史中的文化内容,被保留下来的文化(史)内容,则都是与培养国人自傲有关的东西。j孔子这样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在纲要式的历史教科书中,比国外历史教科书讲得还单薄。

 

总之,中国近代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改变了大众的历史观。同时新的历史观的普及,又是以大量削减传统文化教学内容为代价的。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学校历史教育萎缩的原因:其一,出于普及新观念的政治需要;其二,在新观念指导下历史学习内容的单一化,尤其是高校教育功能的转变和泛平民化、政治化意识的影响,使历史这类特具文化品味的学科,反而最少文化的陶冶;k其三,前两个原因直接导致基础教育历史教师专业水平的低标准。

 

 

 

2.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度,取消历史教育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也是一件引起众怒的事。因此谁也不想过于冒犯祖宗的历史,甚至我们还很善于借历史的社会功能达到政治的或个人的某些目的,无论别人是把它称为“阳谋”还是“阴谋”。也就是说,历史课即使是个摆设也不会轻易撤除。更何况学校的历史教育,因为不存在具体的历史陈述(无论是人还是事),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学生在历史课上学到为人的或不为人的东西。

 

再一个可以欣慰的地方是学校的历史课在主旨上只针对“祖”(之)国来学习。l不知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如此地热衷于歌颂“祖”(之)国。无论是否侨居国外,中国人都似乎只与“祖”(之)国亲近。历史教育多强化“自古以来”的东西,不管哪朝哪代,统治者姓刘还是姓李,地缘才是最重要的凝聚剂,空间的家的概念比绵脉的文化传统更实在。因为人们已经对频繁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激烈的民族间征伐的历史、无休止的正统与非正统较量的历史、智慧与尔虞我诈相混淆的历史、忠臣惨烈佞臣逍遥的历史看惯了。中国人宁愿用家(血缘的根)维系传统的认同感,而且这个家可以很大,即使以今天的“一体多元”的观点也勉强能让人接受,只要统治者(家长)是开明的,大家又能够彼此互利。然而,家所维系的传统内核是私利而非公利的,它与国所讲究的公利、公益、公德文化不同,以致古代的爱国心和近代的爱国心是有差别的。

 

引申说,近代历史教育理应为近代国家的成长承担起培养近代国民意识的任务,而这恰恰是我们一向淡薄的观念。长期以来,从学校历史课中可以得来的感召力是以祖国概念相联系的民族情结,其中很少联结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经脉,二者上下承袭的关系往往因朝代的中断而中断,当然历史学习的内容和功效也很少作用于忠诚国家的信念,作为国民个体也缺乏理智的尽力于国家发展的(具体的爱国行为)资质,尤其是从社会责任感这类小事入手就更难体现国民应有的历史素养(基于国民资质的历史意识)。所以,在现实中,中国人最能够戏耍自己的历史。历史教育无用,恰是我们没有从国家的立场把它确立在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上,国民的历史视野缺乏现代的历史意识的支撑,又由于缺乏现代的历史意识,国民普遍不具备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起码的尊重态度。于是我们看到,即使一个文化人力图阐释的中国文化,都是十分苍白的甚至是庸俗的,他们往往只能借助私人经验,揉合的文化元素要么大红大紫、要么玄而又玄。即使是外国人接受的东西,也不乏反中华文明的东西。至于诸如刻满长城的留言一类的东西,则更映照出国人对民族历史的淡漠态度。历史教育无用论,从学校教育方面检讨,学习内容的空洞因为重要的一条。

 

总之,若我们不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在促进公民社会形成、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中的作用的话,历史教育本身就不能切实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贴上了恶俗的标签,历史教育亦当自省。显然,从历史教育自身的缺陷看学校历史教育萎缩的原因:其一,长期且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使人们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看法:历史是一门说教且无用的学科;其二,历史教学只关心过去的人做了什么,最糟糕的是还要去死记硬背。其三,历史或许是有趣的,但缺乏学科的挑战性;历史或许是有用的,但不是针对普通人而言的用处。

 

3.学校教育中若缺失了有效的历史教育,便不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然而,把“健全人格”作为目标的历史教育,势必会满足社会与学生发展的双重需要,其研究领域和学习内容也势必是全方位的、各个层次的,而非确定在某个特定的范围仅解决学科的功能性问题,即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教学实际问题”。如今我们不仅把教学实际问题等于教教科书的问题,特别是选拔问题,(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注脚)而且变本加厉地使之窄化和稚化。这种以工具主义的作为所诠释的“教学实际”,与社会上流行的功利主义势力相一致,共同扼杀了历史教育的人文情致。

 

表面上看,传统的历史教学界一直在抱怨历史无人重视,史学家们也时而出来应景式地对学校历史教育说些不疼不痒的话,而事实上除了工作和政治任务外,谁真的高看基础教育的历史教育呢?若没有实际的利益在,谁舍得在基础教育上花功夫呢?学科教学研究者没有专业是被刻在教育理论家、历史专家脑子里的印象。以致在此次课程改革中,学科教学研究者若不冠以课程专家的帽子,他们就没了发达的资本,所以原本是学科教学研究者,一定说自己是评价专家、课程专家才觉得有地位和有价值。结果,从行里到行外、从学术环境到社会环境,学科教学研究皆被视为小儿科;过去是现在还是,学科教育就是研究教科书的教学和考试的学科。然而,跳不出上述圈子,学校历史教育就不会摆脱尴尬的局面。历史学家、教育理论专家都有一份责任,不要把这份责任都推给实际的操作者。实际的操作者也确实应该想些更实际的大问题,不要满足于会上课的雕虫小技。m特别是历史教育研究者应该学会追问学科的研究本质,应该树立学科发展的大目标。要知道,所谓的方法如果没有方向,它就既可以服务好东西也可以服务坏东西。

 

 

 

我们不能坐着指望社会给学校的历史教育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历史教育的道德功能、智育功能和休闲功能的有效发挥,其自然的条件之一是国民的宽绰和国家的富裕,但作为一种必要的准备历史教育首先要让国民有憧憬的愿望,以及为此而努力的信念。当然,历史教育理论要能够为此提供充足的理由。引申说,要把“为什么学历史”“怎样学历史”这类问题与历史教育本该发扬的人文素养结合起来,诸如积累古典知识的价值,理解传统且孕育历史意识;深切关注人的命运与生命价值,人的存在意义、价值与尊严,人的自由、解放、发展与幸福;尊重个人价值,追求自我实现;重视道德养成,具有反省、质疑和追求公正的品质;具有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的倾向,以及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学会欣赏;崇尚自由、平等、博爱和独立人格,珍视人的完整性,并能够守护和身体力行社会的核心价值,做正义的事,护公正的法,以理智的态度体认人的心灵、信仰和情怀;爱国,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全球视野和乐于发现他民族、他文化特质的审美眼光。

 

总之,历史教育是人性的培养基。历史教育蕴藏着人类的终极关怀,“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一类问题,它不应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中断,相反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深入。尽管成熟有助于培养人文素养和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历史教育,需要民主的社会环境、公平的教育机制、广泛的全球联系、丰富的个人智识和休闲的生活等客观条件的支持,但是历史教育并不依赖这一系统的形成,它之所以有史以来就是人类教育的主要功课,正是因为它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同在促进这个系统的完善。因此说,历史教育如果不是在这个立场为自己辩护,它必将在越来越功利世俗的社会中被抛弃的更远。

 

 

我们无力也无需在中国刚刚跨入近代社会的时候就为学校历史教育争得一个主科地位,n虽说提倡的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但现实由不得你不把物质文明放在第一位。就人类文明史而言,生存第一。先是能够活着,然后才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就要有物质文明作保障,这个物质文明达到了生活无忧无虑的标准,才有进而寻求精神文明的可能。而有质量的精神文明则需要生活的、人性的、情致的熏陶。也就是说,为吃穿发愁乃至刚尝到富足且未在观念上脱贫的活着的人们,不会自然生成对高标准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按理说,或许我们有理由放弃对高质量历史教育的辩护,直面学校的历史教育不过是为满足升学需要所准备的基础学力训练的现实,感叹历史教育的发育还不是时候。

 

对学校历史教育不抱信心,还包括我国的历史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公民学科,百姓够不着“经世致用”“资政匡世”的学问和道理。至于明清科举制度下,“子史不观,世经不读”且“一物不知”的状况就更不值一提了。如梁启超在阐述自己的“新史学”观点时,深感有六大弊端须革除: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此等学习放在务实又强调效率的时代背景下,当然于国于己都无益,还是不存在的好!

 

不过,时世要求国人除旧布新,且需学校有历史教育并能够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样子。也就是说,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为历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做了辩护。虽然这样的功利目标在政治与道德方面并不充分,但它毕竟是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在救亡图存、抗击外来侵略时,民族意识的深刻性往往都是借历史焕发出来的。o

 

但是,中国近百年来,关注以“国民之明镜”育成“爱国心之源泉”的人士终究太少,就连史学家都不愿意分身顾及这个“国民之明镜”,也懒得深究何以能够育成“爱国心之源泉”的问题,更不要说让学校的历史教育能够承载一个完整的民族精神了。p于是,谁都强调历史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学科,最必要的是以政治挂帅。做法十分简单,一把剪刀按照中小学要求裁减历史学科的基本内容就可以了。一点历史知识,并由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将其串起来,在理论上“知往(鉴今)”而能认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理(德育)”而能知是非就是最高的教学标准了。

 

 

 

今天的学生普遍讨厌历史课,难道不是历史教育越做越空的结果吗?如今能够就急的办法是搬出了历史学习能力,它又非建立在历史教育的平台上,左右它的是考试制度。有考试,就别担心没有历史课,甚至不担心学生不学历史。过去,历史教师的功夫是研究教授法,上个世纪80年代出头的一些优秀的历史教师,都是教学专家,有些人还创立了自己的教学流派。现在的名师几乎都是考试专家,是通过钻研考试成材的。受这种主流观念影响的历史教学环境,不仅让学校历史课远离“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标准,而且考试这把利剑在教学和管理两个方面,也使历史课的人文性和现代性再无伸展的余地。

 

总之,我们的历史教育还围在旧意识的樊篱中,无论是大学所学的历史教育课程,还是中学正在实施的历史教学,都不是一门现代课程。大家抱怨历史教学的地位低下,可是“叫怨”的不是地方,只因我们还没有找到为自己辩护的时代标准。我说,“历史教育无用论”不是谁刻意倡导的出来,它是这个时代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教学的黄金时期”时候就存在了。单方面的看国家给了历史教学多长的教学时数、看课本编得有多精致、看人们对考试有多重视,这都不能动摇“历史教育无用论”。

 

时代赋予我们为历史教育做有力的辩护,一定要切合时代的发展需要。这势必要重新定位学校的历史教育,要让学生明白我们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而学,并使其在其中确实增长了眼界和行动能力。

 

对历史教育应有的辩护,无外是表白清楚它的学习价值,其中它于人生的价值又是重中之重。过去我们谈人生往往是与政治人生划等号。从小学到大学,从家庭到社会,人生的观念都宏大的很,谈得多了不免让人害怕,因它并非是个鲜活的而又丰富的、令人亲近而又人人可以做到的样子。历史教育深陷其中,为它界定的“三观”任务事实上是难以完不成的。现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翻牌,使历史教育首先珍视人的完整性,反对用唯一的标准支解人生的内容和意义(生命与心灵),排除对人的物化以及由此导致对历史事实的僵化理解。

 

历史教育理应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做支撑。而且,这个教育哲学一定不是以教育技术为本位的。历史教育只有以人性为本位,才能超越传统的“学科本位”,去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生存与生活)。因此,对于历史学科所言的有用性,或干脆说历史学科针对大众的人生而言的有用性,一定是它所包涵的人文素养和承载的人文精神。不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不能够有充足的理由阐释其具体的内容和作为,历史教育能够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必定是苍白的。所以,“为什么教”“为什么学”“怎样教”“怎样学”的问题,不是“过程与方法”的问题,是学科的价值观问题。我们的教师喊累,一周十余节课,国外历史教师是二十余节,工作量普遍翻倍;我们的专家拉着教师搞教研,无论是教研的频度还是教师的备课强度,决不比国外教师逊色,甚至大大超过他们。q但是为什么我们深感疲惫、累得不行却并未在学生、在社会那里叫好呢?为什么我们付出的努力在大局上总也不能使“天下一节课”的状况有根本性的改变呢?不炼内功不行!“博学”不如“博识”!历史教育应具备起码的人文情怀和视野,以促进每位学生的人文自觉。否则“苦”的“累”的皆无教育的价值。

 

    对历史教育应有的辩护,需在实施方面有相当周延的设计,其中课程和教科书又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对这两个部分的处理过于简单,如知识的选择(范围)依据和学习的程序(目标)问题。比如,此次课程改革中的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能说它是国家标准吗?虽说谁都不否认“一次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但人们要看的是你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以及这类问题对以后进步的影响,鸡毛蒜皮的改不需要这么大动静。我这话或许绝大多数的老师不同意,因为“以学生为本”“课程结构”一类“课改”概念,已被全盘接受。不过,我认为在“以学生为本”口号背后,有大量的学科教育研究要落实,特别是这个“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从“解读”里边读不出来,从课堂教学中也极少看到。难道非得在教育原理中才能够获得解释吗?还有,“课程结构”若不是遵循学科教育的本质所具有的“结构性”变化,对历史学科的影响可能就是伤筋动骨的。r我们不奢望历史课程改革一步到位,但祈望它能够解决今天能够解决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有赖于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为此提供大量的实证资料和切实的理论依据。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提高广大教师的历史教育的专业化水平,而非在“课程结构”上取巧。

 

 

 

对历史教育应有的辩护,还需明了它究竟需要怎样的教师资源。针对学校课程而言的关键要素是教师资质,而非外在的有形的课程。历史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它的教育教学质量取决于教师的人文素质。无论强调教师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还是强调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和解读,我们不能排除这门课程作为实施教育的手段——主观性于价值判断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在今天,教师的领导能力(处世与学问)较历史上如何时期都凸显得多。比如,学生很可能从社会主流意识中获得各种各样不甚正确的观念:自然等于人造的世界,人的能力可以支配自然,使其无限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现代化就一定会将传统文化、文明送入博物馆,或只能作为现代文明人的消遣物,其价值是供文明人娱乐的对象;法制优于法治,以及滥用民主的观念,等等。再比如,谁告诉他们只有抛弃自己的文化,才能够成功;又是谁抹杀了历史的丰富性,将现代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立起来?历史教育教会学生们如何去分享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了吗?历史教育告诉学生们“自己的存在没有了价值,也就没有了自我”的道理了吗?

 

我们确实需要转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但较之从宏观教育理论获得的观念转变,远没有从学科教育理论获得的观念转变更实在更深刻。后者不仅能够转化为课堂教学的实际行为,更主要的是它作为扎实的学科意识会感化到教师的心灵深处。有了这样的教师,我们看到的历史课堂,就不再是只有“教学”没有“教育”的历史课。教师的创造性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它本身就是教师的历史感觉和人文自觉交融的结果,是教师生命与学生生命的自然流动与交互。有了这个教学境界,历史教育就决不会是艰深、晦涩的,不会为深沉而吓唬学生或为简单而浅薄。历史课传达的是白话般的道理,常识性的深刻。

 

总之,我们需要维护学校历史教育的尊严,应为它的学习价值进行有力的辩护。为此,历史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问题,不都是眼前的。有些属于痼习,需改造我们的传统;有些目标远大,归结到国民意识的发展,要借助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申辩内容,其一,学科的人文性到底如何落实;其二,学科的程序性到底如何设计;其三,学科的教育性到底如何发挥。这三点说不清楚,要回答历史教育的有用或无用(价值)的问题,难!

 

 

 

 

 



 

注释:

j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某项发明比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同样文明早了多少年。

k我个人的观点,近50年来,高等教育的反精英教育模式,并非只有积极意义。大学特别是优秀的大学,一定是精英教育。我们把精英教育等同于特权教育,是一种偏见。

l中国人有敬祖的传统,亦是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传统美德。但若把这一美德窄化到惟有一个姓氏(所谓的族根)的牵挂、一种家的感觉(所谓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水平,“美德”就成了单纯的情感,而且植于情感的土壤十分贫瘠。于是,历史学习内容离今天的现实(特别是文化意识)越近就越少历史的味道。

m当年与赵恒烈先生谈到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法课的建设时,我们同感传统课程的单薄,希望能够开出系列的课程来,特别要“下放”的课程就是“教学法”。师范生的教学法不能过多地讲教材分析和教学技能,更不能把这个“实用”作为教学法课程生存的前提。可是如今我们的课程不仅改良不多,而且因师范大学的专业化、综合化走向,师范类专业课程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教材分析和教学技能依然是教学法的代称。

n美、英等国在上个世纪都将历史教育并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与数学、国语、外语在同一方阵。

o往往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自觉地意识到国家所具有的凝聚力。一旦历史情结乃至与之相连的道德判断作用于民族大节的时候,人们才会由衷地感谢历史教育。

p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做过些初步研究,整理出的基本人物有夏曾佑、吕振羽、顾颉刚等(历史教科书方面的贡献);何炳松等(历史教学法方面的贡献);翦伯赞、吴晗、白寿彝(强调关注基础教育中的历史教育)等。如果说,1949年前还不乏一流的史学家直接影响学校历史教育的走向和质量的话,那么这以后他们的影响基本上只在教科书一项,而且多不是直接起作用。见藏嵘:《我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简史》、《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课本》等文章,载《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1—454页。

q在发达国家,作为专门的历史教师并不多见,一个教师(如社会科)需通几个学科领域。他们上课没有特别的模式和规定,而且不少地方的教师,并不多占8小时以外自己所支配的时间。他们没有蜡烛的观念,以为烧尽自己照亮他人才是这个职业最伟大的地方。

r在讨论课程和全球视野问题时,我还会对此说几个重点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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