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所谓近代在英语里是modern，与现代是同一个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虽几经挫折（比如若干时期的经济危机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用全面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直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这样说，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触目惊心”，但却绝不是危言耸听。

　　恩格斯在189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回顾和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还谈到，甚至在巴黎公社“胜利的起义”之后，统治权已“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之时，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还是不可能的。[2]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对资本主义作过分析论证。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垂死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4]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历史表明，所有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2003年8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题为《资本的意志催生成功企业》的文章，介绍一本名叫《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文章不是很长，但其对资本于20世纪末叶重新在中国崛起的兴奋和赞美却溢于言表：

　　《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超前地观察到资本时代的到来，并向人们展示了资本时代的征服者们靠什么崛起，如何在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怎样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将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改革时代，拿出来阅读、分析的话，就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最具征服、最具扩展的时代，是私营财团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一大批私营企业家不懈的努力和开拓所描绘的。

　　除了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财富以外，他们所作的一切，还力图打破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与税收，并把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试验出来的理论，提供给中国的决策者。……新工业文明的力量，带着他们内心无法压抑的渴望，唤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无限幻想和创业的激情。

　　在演绎了被资本市场洗礼的一个个私营财团的财富故事时，本书也将国有财团面临的严峻境遇描绘得一目了然……40多年的计划经济正在被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用力地清洗。从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揭示出这样一个主题：资本的力量，正把国有企业从行政调控中，拉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让它接受如何尊重资本所有者的权利。

　　有人质疑说：资本的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还是有区别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我本人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分量的论述。但我曾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是有位民工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想了解一下他的老板们究竟是怎样剥削自己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究竟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三、中国走向世界：由体系内的互动到体系外的互动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是否走向全球一体化，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现在还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中国本身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自战国秦汉以来，在前人称为“天下”而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一统帝国的文官统治制度，士农工商的稳定社会结构，笑傲世界的四大科学技术发明，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之于世界的伟大贡献。

　　除此而外，还有一大贡献，这就是在我们这片并不算是很大的土地上所聚集起来的曾经占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说是五分之一，但这是为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成果，实际上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宣传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时一样，仍然是22%）。千万不要忽略或小视这一点，因为其他很多自然条件相对比我们优越的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只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孕育并维持着一个独具魅力的伟大文明，世世代代持续地繁衍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样的贡献难道还不够大吗？！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伍了。这种落伍，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困扰。其问题是：在一个有着四大发明的伟大国度，为什么不能发展起近代科学的体系？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判断，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的反命题。这牵涉到怎样看待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加速”发展和中国的所谓停滞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着种种不同的回答。

　　而这一问题，现在看来也可以有新的解释，基于事物相互关联角度的解释。一位系统进化论者曾指出相互关联之于事物加速发展的作用。以我们所熟悉的“20个问题”的游戏为例。这一游戏的规则是只能以“是”或“否”来回答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必须服从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一般的，只要提问的人有足够的技巧，完全可以从一般到特殊，加速地形成正反馈，在20个问题以内得到答案。但是，问题的引人入胜之处不仅仅在于不超过20个提问而找到答案，而在于：即使我们事前没有设定答案，只要游戏者在不矛盾的规则的约束下，最后还是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同样是从一般引向特殊，而且愈演愈快，从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产生了目标。[6]

　　所谓“全球一体化”的问题也是一个经过相互关联而加速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人类，我们是生活在这一共同的星球上，即使在近代以前，各种文明（或文化或民族、国家）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尽管没有那些针对20个问题的“是”或“否”的约束或“提示”，也还是有着地球人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若干规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相互关联。地理大发现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相互关联，因而也是加速了世界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变化。

　　西欧的近代化，其加速发展，离不开美洲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也离不开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信息（这似乎已有了足够多的证据）。可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明清两代的闭关自守，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对外来信息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性的反馈吗！这就是说，闭关自守也是对策，同样也是“相互关联”所引起的应对的结果。

　　一个对内高度发达已到烂熟程度的文明，对外来信息的这种显得过于“脆弱”的保护性反馈，看上去很奇怪，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正是对于这种反馈的从机理上的最为生动的写照。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的缘故，但我们对于这个命题实在是很难“证是”，也很难“证伪”）。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秦皇汉武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也还是很有些“霸气”的，一点也不比今天的美国佬差，甚至还要更“牛”一些，即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7]但到宋明以下乃至近代以来确实不行了。晚清的中法战争，中国的陆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打了胜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败而败”。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的软弱无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只能急于求和。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了一切。

　　这种对外“相互关联”的过度的保护性反馈，并不能真正地起所谓的“保护”作用，反而加速了中国自身既有体系或秩序的更新。换句话说，正是对外的“相互关联”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体系或秩序。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角度，曾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表示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8]。这充分说明了体系或秩序内部的坚固或稳定，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加以打破。

　　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道加速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发展。地球已在迅速变“小”。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曾经成功地将生活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灿烂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请注意：前面所提到的众多人口正是我们这一伟大文明的最重要的成果）。但近代以来，它必须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重新接受别人所制定的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这是一个痛苦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再与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治乱交替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痛苦了。而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对这一痛苦过程的描述或画像。

四、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辩证的结构性诠释

　　所谓“半殖民地”实即“边缘化”。由世界的中心到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一非常痛苦的转换过程。处于痛苦转换中的中国，其核心问题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一是近代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总结。

　　半殖民地，无可非议，因为那曾是历史的事实。半殖民地，也就是所谓“边缘化”。中国（中央之国）已不再是所谓世界的中心，在近代的世界地图上，经度0度的所在是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而不是中国北京的天坛。也就是说，近代的世界中心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吉利而不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中华帝国。地理经度的0度同时也是“世界时间”的原点，中国传统的记时授历系统也因此不得不纳入“世界时间”的体系。

　　半封建，争论多一点。但经过认真推究，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所谓的“半封建”，而在于“封建”之说本身的不确切。只要我们把所谓的“封建社会”，看作是对此前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一个漫长时代的不那么确切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外号”，就可以体察到：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过渡阶段，还是很切合实际的，而且是相当辩证的结构性的诠释。

　　半殖民地，就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半封建，就要对内反对封建主义，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刘大年所总结的中国近代的两大基本问题——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目前为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认识的最为概括和完整的总结[9]。但他的总结，现在看来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可以将其归并为一句话两层意思，即：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所谓民族独立，在鸦片战争乃至甲午战争之前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本来就是独立国，而在抗日战争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又已不复存在。而解决社会发展，即所谓工业化、近代化（现在叫做现代化）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的。

　　所谓世界走向中国，以前是西方向东方学习，汲取其丰富的知识营养；稍后就是强盗般的窥视乃至用坚船利炮打上门来，逼迫东方的老大帝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番议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0]

　　可见，他老人家直到当时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

　　由于我们的历史包袱太重，国家又太大，所谓“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否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始终是困绕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大问题。魏源的《海国图志》，国人自己并不重视，但却惊醒了我们的东邻。西学的东渐，中国传统的饱学之士多抱敌视或怀疑的态度，反而是“苦力王”的国度“太平天国”能够加以接受。这个问题迄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历史并不是笔直地走一条路。这期间仍会有许多的反复和曲折。

五、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惟有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即使是“惨胜”，也毕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抗日战争成了中国复兴的枢纽。但我们对那场战争的研究还很不够……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这一急剧变化的过程，应该有其转捩点。这一转捩点，或其变化的枢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比如，太平天国的“扫北”——现在的近代史书上一般说是“北伐”，扫北军从一开始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到其两年后的最后败亡，有其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其1854年初进驻直隶的静海、杨柳青一带时，因无法应付北方冬季的严寒而造成大量战士冻死冻伤的非战斗减员[11]。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转捩点照现在公认的看法应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究竟在什么时候？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看法。比如说甲午战争，或者是戊戌变法，甚至是五四运动。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主要是看研究者们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历史。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只是一种简化了的说法。历史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样子，并不是宿命的，决定论的。正如一些自然科学家所指出的：“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12]“倒走迷宫”法——即由迷宫的出口倒过头来找其入口——确实是一较为简单的办法，也有其道理。这就是由最后的胜利者回过头来看历史。但这样做的危险，是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或宿命论的窠臼，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如此。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历史的迷宫似乎永远没有“出口”，究竟谁是真正的胜利者？现在也看得不那么清楚了。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列强似乎是无敌的。列强们曾经横行于天下。一百年前的庚子之役，当八国联军以其新式武器来对付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时，结局是不难预料的。英美意法德日奥俄，他们是不可一世的胜利者，是当时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如那时的“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的一首歪诗所说的那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13]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年一度，召开所谓的八国峰会，几乎仍是那八个国家，但少了一个奥地利，多了一个加拿大。这说明西欧、北美，乃至俄国、日本之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地区，这一基本态势一百多年以来仍然没有改变。

　　但列强真的就是那么不可一世吗？不见得。两次世界大战，乃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击，毋须多说。就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19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曾是那么踌躇满志。90年代末轰炸南斯拉夫，又是志在必得，还顺带地端掉了中国的大使馆。然而曾几何时，一个“九一一”恐怖行动，就把偌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今不得安宁。恐怕美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者。

　　再回过头来从中国史的角度看。一部到抗日战争为止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大大小小的外国资本主义，都曾经跑来欺负过我们。但抗日战争的结局不同了。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有人说是“惨胜”，但“惨胜”毕竟仍是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不待说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即使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的最后阶段也已能够取得一些战斗甚至战役的胜利。在缅甸战场上，得到系统训练和新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其表现也比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军队要好。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国共两党内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成了胜利者。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还是得益于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14]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937年秋，当吕正操将军指挥原东北军第 691团，脱离了丢下部队不管的军部、师部而向冀中敌后进发时，仅一个团部，加两个营的兵力，还不到两千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几年间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组建了14个主力团，两个游击支队，5个游击总队。1942年华北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军区主力胜利突围，仅留下一个主力团即第24团（还是一个小团）坚持斗争。但在1945年大反攻的形势下，重建的冀中军区又在杨成武将军指挥下迅速从一个小团发展为26个团的抗日武装。[15]

　　抗日战争焕发了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古老民族的青春。但这场战争对中国沿海近代工业的破坏又是空前的（一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工业的摧残和掠夺）。毛泽东在1947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曾代表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的人民：家家纺纱，村村织布。这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强化而不是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中共政权后来的走向与其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设想的联合政府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著中，有四篇改动最大，《论联合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实践论》、《矛盾论》）。认真比较一下《论联合政府》在1945年最初发表时的原文及其在《毛泽东选集》中所作的改动，应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之时所设计的中国前景蓝图的原貌及其以后种种变动的痕迹。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点。但这场战争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正面的乃至负面的），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还要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16]

六、近代史研究方法论：处处有路透长安

　　西人熟谚曰：“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那条条道路都是通向罗马——一个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的帝国首都的。其实在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同样的熟谚，甚至其内涵还要更丰富一些，那就是：但得绿杨堪系马，处处有路透长安。

　　西人有言：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迄今仍为西方人们所乐道的与方法论有关的熟谚。英语的说法是：“All roads lead to Rome.”但那条条道路，都是通向罗马——一个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的帝国首都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亦难跳出西方视野的“三界”之外，因为任何体系总有其出发的坐标原点。

　　其实在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同样的熟谚，那就是：处处有路透长安。不仅意思和“条条道路通罗马”差不多（通即是透），连语句结构也几乎一样（但仔细咀嚼一下，还是有些微妙差别。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古谚的内涵似更丰富些）。我们的前人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继承发扬，尤其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但有一条，不能食古不化，不能钻进去出不来。那是很危险的。最好是在熟悉掌握现代西方的方法论的前提下，再认真地向古人学习。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是中国人，不错；但我们更是属于这个时代，即地球越益变小的时代。

　　我本人了解熟悉这条古谚的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

　　这条古谚见《增广贤文》，原文是两句：“但得绿杨堪系马，处处有路透长安。”再追究一下，可以知道是出自《五灯会元》，起源是很早了[17]。《增广》本是民间的通俗读物，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类似。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它已不可能很了解了。相反地，出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对前一条西方谚语倒是早就耳熟能详（大概至迟是初中阶段学英语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罗马之成为地跨欧洲大陆的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的首都，大概只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会修筑许多道路的。古罗马是这样。古代中国更是这样。长安之成为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首都，时间远较罗马长得多（历时超过一千年）。长安周围，因是大陆腹地，修路的条件也远较地处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优越，而且也确曾修筑了不少宽敞的驿道。西方关于罗马还有其他许多熟谚（如“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古代中国之于长安，同样也有相当多的熟谚（如“西望长安不见家［佳］”之类）。很显然，不会没有这样一条关于通向长安的道路的古谚，只是由于时光的流迁，现代的人们对其已经较为隔膜而已。由于头脑中时时带着这样的问题，后来，当然是找到了。喜悦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

　　路是干什么用的？是让人走的。鲁迅先生曾有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为什么要走路？这又回到了“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来了。

　　关于“相互关联”，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断臂的维纳斯之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维纳斯雕像，是失去双臂的。但人们都认为她是美的。美在何处？所谓残缺之美。手臂断了，所以才给我们以丰富的想像空间。断肢可以再植，维纳斯的断臂当然也可以复原，而且甚至有资料说明原来的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似乎是所有的复原都不为人们所认同。为什么失去的必须是双臂？为什么所有的复原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一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探讨手臂的功能。手臂是做什么用的？是人与外界进行相互交流、相互联系的工具，所谓“手段”是也。而所谓的“复原”，无非就是给出一种为人们所认同的特定解。但这种努力显然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毕竟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解，而一切的尝试又都是合理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处处有路透长安。

　　我很赞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有关空间研究的见解。

　　任何历史的研究，本来都是在时间内的研究。早在春秋时代，我们的前人就提出要“始衷终皆举之”，反对一问三不知（即不知始、不知衷、不知终）[18]。也就是必须要理解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一维的时间矢，这对史学来说是最主要的，是史学的基本功。但是还要有空间的概念。

　　所谓空间，就是结构，说白了，也就是相互关系、相互联系。而这种种关系和联系又是我们目前所能感受到的四维时空所不够概括的，这就需要引申进“多维”。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2002年访华时曾在杭州发表讲演，其主题就是多维空间。十维，十一维。但他所讲的是宇宙论。

　　滨下武志教授的空间按照我的理解也是多维的：中央与地方，内地与沿海，乃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港口之间，等等。这样一来，一些以前所不能解释的或无法理解的东西也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滨下教授举了琉球群岛的例子。仅从地理的角度，琉球作为海岛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很不起眼。但若从海上贸易的角度，它给人们所留下的印象就截然不同了。

　　前不久，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读书会讨论了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蒙塔尤是法国的一个边远山乡，拉杜里所叙述的蒙塔尤的故事，在时间上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此书在叙述上头绪较多，方法也较新颖，它所展示给我们的，也是一个多维的空间。《蒙塔尤》在欧美世界之成为所谓雅俗共赏的“大众情人”，还有文化方面“寻根”的背景。

　　但我们的一些学者似乎不太喜欢“相互关联”。对于历史的发展，往往喜欢讲一句“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原因”。这样讲其实是很不全面的，有可能引向错误的结果。因为它忽视了对外的相互关联，也就是所谓外因，而在事物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外因实际上是决不能忽略不计的，在很多场合实际上是起决定作用的。即使体系内部完全适应了，“摆平”了，高度“烂熟”了，还有个对外的问题。只须举一个例子，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句老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足以验证这种见解的不全面。

原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按：本文最初是我给本所（近代史系）研究生讲课的提纲。2003年12月，曾应邀在安徽省史学会年会上就其主要内容作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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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国策·楚四》：“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三国志·吴·孙登传》：“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参见《辞源》“近代”条。
[2]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页。
[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23-439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26页。
[6] 参见闵家胤、钱兆华编著：《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尤见其第五章。
[7]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8] 参见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383页。
[9] 参见刘大年：《〈追求集〉序》，见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原载199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收入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同前，第125页。
[10] 转引自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
[11] 参见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98-199页。
[12] 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灵巧的宇宙》（The Ambidextrous Universe），转引自伊·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Order Out of Chaos），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13] ［美］阿西摩夫（I. Asimov）：《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1031页。
[15] 参见冉淮舟、刘绳著：《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 迄今所见较为系统全面论述抗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当首推刘大年所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7] 按：《五灯会元》中有关熟谚甚多，如“大道透长安”，“路路透长安”，“家家有路透长安”，“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首透长安”，等等。
[18]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