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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林:世界意识教育刍议

时间:2009-10-18 17:19:46  来源:张汉林
 

张汉林:世界意识教育刍议 

 

摘要  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泛滥,世界意识日益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之一。因此,加强学生的世界意识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部门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已成功入世,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发密切,世界意识的教育更是迫在眉睫。世界意识包括国家平等的意识、对外开放的意识和全球利益的意识等三个方面。中学历史教学应该承担起世界意识教育的重任。

关键词:世界意识  中学历史教学  全球化

 

2001年3月20日,著名的布达佩斯俱乐部倡议的“全球意识世界日”系列活动正式开展。这表明世界意识正在蓬勃兴起。这是人类对全球化浪潮席卷寰球、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的反省与觉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世界各国教育部门都在研究如何对本国学生进行世界意识教育,以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占据先机。我国教育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世界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

 

一、历史教训与世界意识

    历史上,我们曾经因世界意识的缺乏而吃尽了苦头。

    古代中国人向来以世界中央之国而自居。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这种荒谬的想法越来越巩固,尤以清朝为甚。大清帝国居中驭外,抚驭万邦,而万国无不倾心向往中华文明、前来归化,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坚定信念是,天子的大智大德的神奇影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天下万民被视作中华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尽管这种施惠能力在日趋衰落。”

这种想法是有理论根源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经将世界万事万物划分为等级森严的五级:汉、蛮、畜、植、矿。境内少数民族、境外其他民族统统归入“蛮”。野“蛮”落后,没有经过圣人的文明开化,只能是低人一等,仅比动物高一个等级。按理说,满族是少数民族,也应归入“蛮”列。但是,中国划分汉、蛮的出发点主要不是种族,而是文化。而从文化来讲,满族文化已与汉族文化并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满族统治者急欲使自己政权合法化,争取更多汉人的支持,也只能严格地遵守汉族圣人定下的规矩。所以,有清一代,这种秩序不仅没有废除,相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此起彼伏的近代世界,这种观念不仅大大落后,而且日益彰显其恶果。

1793年,英国工业革命正红红火火地进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遣马嘎尔尼为使,借为中国乾隆皇帝祝贺82岁大寿为名,希望能取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的机会。为示自己不是蛮夷之邦,乔治三世特意让马嘎尔尼带来了当时整个世界最为先进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工业革命高科技产品19件,希望能改变高傲的乾隆大帝对英国的鄙夷态度。不料,中国却是一个“从不贵奇巧”的奇妙国度,对其高科技产品不屑一顾。不仅如此,乾隆大帝还趾高气扬地说: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两种思维方式差异如此之大,马嘎尔尼争辩无用,只能是无功而返。

四十七年后,又一批英国人来到中国,带来得同样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不过这次不再是科学仪器,而是坚船利炮。他们在大清帝国的万里海疆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将乾隆大帝的孙子道光皇帝打得头破血流。然而,大清帝国的美梦是否从此惊醒了呢?没有。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视其为中国古代史上常见的蛮夷入侵而已,认为这些“红毛番”军事上虽然暂时取胜,但文化上终将归化于我。道光帝一面批准丧权辱国的条约,一面大骂英夷“性同犬羊”。整个帝国的湖面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翻出几朵浪花外,其余是波澜不兴。所以,十几年之后,当中国面对“英夷”和“法夷”时,再次战败,被迫签定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按理说,这并不是条太糟糕的条款,起码比割地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等要强出几倍。但道光皇帝的儿子、战争期间逃至承德的咸丰皇帝却不这么看。一想到性同犬羊、蛮不讲理的“夷人”要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且觐见圣上只“折腰”而不三跪九叩,他就感到坐立不安、痛心疾首,甚至想减免所有的关税来废掉这一条。思来想去,咸丰皇帝决意留在承德,不回北京,以免受蛮夷尚未开化、不通礼仪之苦。在承德呆了不到一年,咸丰皇帝死了。据《清稗类钞》记载,咸丰皇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世界意识的缺席,就这样害死了一个拥有四海的皇帝,耽误了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中国由此走入近百年的屈辱史。

 

二、全球化与世界意识

马克思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作为当今世界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从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后,由于其内在的天生的扩张性,将世界日益连接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曾经自豪地说:“大洋洲有我们的牧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羊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日益缩小。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滥觞于二战后初期。由于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科技的迅猛发展,地球村正式形成。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制造、贸易、金融、运输、管理等等,都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国家可以脱离其他国家而得以存续,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据统计,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450万个零部件,这些零件来自六个国家的1500家大公司和15000家中小企业。据报载,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不久,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立足于出口的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失业的人们怪罪于工厂的老板。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本·拉登,他制造的9·11恐怖事件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从而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些都是全球化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不期而遇地带来了一些全球化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网上黄赌毒等等,这些问题的后果影响到全世界人们的利益,其解决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合作。由此,全球利益、全球秩序应运而生,并为一部分仁人志士所关注。1972年,第一次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会议——联合国环境会议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呼吁要“以人类的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世界宗教界甚至对此也表示高度的重视。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会议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指出,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不可逆转,世界意识蓬勃兴起,中国并非一块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怎么办?这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二十来年的实践明白无误地诉说一个真理: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和而不同才是我们的出路。为入世,我国历经千难万险,百折不回,历时十余年,头发都谈白了,最终才如愿以偿。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懂得“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比如,在我们刚刚摆脱极度贫困、解决温饱、有些地区尚未达到小康的今天,有人就津津乐道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或“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等诸如此类的“名言”,幻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统江湖,千秋万载”。我们还迷信中国武功天下无敌,在打败美国拳击后,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而来,一片赞誉之声;输给泰拳以后,马上成为冬天的知了,谁也不吭声。虚骄之气甚嚣尘上。更有甚者,在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某电视记者代表团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场面,不断发出欢呼之声,最后被美国人愤而驱逐出境!其实,恐怖主义反对人类文明,是世界人民的一大公害。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而上述种种表现,无疑与世界意识相违背。在全球化威不可挡的今天,这种做法不啻于自绝于世界。所以,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入世,更要在思想上入世,真正以国际社会的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员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要让“小家子气”断绝自己的大好前程。

 

三、                                       世界意识的含义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探讨一下什么是世界意识。罗兰·罗伯森曾经指出:“作为一个概念的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罗伯森认为,所谓“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或者说“全球意识”的增强,是指个体参照整个世界而不是参照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或国家)来说明自己的现象世界的概率增大。世界意识,又称全球意识、国际意识,指的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评价本国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具体地讲,世界意识包括下面三个内容:

1、国家平等的意识

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国家组成的,有强有弱,有大有小,文化、习俗等也不尽相同,但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区别。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当然,正如人人平等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事实上实现一样,各国平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这实际上就是“平等”的真正含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国绝对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现在的情形则是形式上也不平等)。但是,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它理应得到我们应有的尊敬,并为之去奋斗。

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主要的是应尽快发展壮大,改善国际环境,争取发达国家与我平等相处。这不仅仅是一项暂时的策略,更是一种长久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我们也必须坚持平等对待他人。这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情,并非是简单的自律。晚清统治者不肯平等对待他人,对敌强我弱视而不见,宁肯自欺欺人,最后的结果是别人不肯平等对待我。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历史的悲剧不可重演。

2、对外开放的意识

当今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世隔绝、孤芳自赏。只有置身于国际社会,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只有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与价值。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展开政治对话,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是世界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方面我们同样有历史教训可供资鉴。近现代两次原因不同的闭关锁国,给中国带来的是与世界越来越大的差距。痛定思痛,我们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决定向世界全方位的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二十来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是对这一意识的高度概括。

3、全球利益的意识

世界只有一个地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责任和义务为解决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不在处理内政外交时以本国利益为重, 但是,全球利益和全球秩序的存在也无人能够否认或加以诟病。为维护全球利益和全球秩序,需要人们放弃狭隘的爱国主义,共同维护人类美好的明天。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是整体、一般,中国是局部、个别。在某些全球化问题面前,中国不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符合人类利益的,我们应坚决支持;反人类文明的,如新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我们应坚决反对。

 

四、中学历史教学与世界意识教育

许多学科都能对中学生进行世界意识教育,如地理、生物、政治、历史、英语等。其中,历史学科在渗透世界意识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世界意识不是人天生就有的。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随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本质来讲,它属于历史范畴。因此,结合人类历史的实践来进行世界意识的教育,来得自然,来得深刻。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站在全球的立场,遴选对人类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典章制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典型素材,它能帮助学生了解人类历史的嬗变和当今国际社会的现状,是进行世界意识教育绝妙载体。

比如说,世界近代现代史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全球化。课本以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新航路的开辟为开端,至经济全球化结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世界全球化开始的内因,新航路为全球化的蔓延开辟了道路,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大肆扩张,到了今天,经济全球化终于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世界史课本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殖民体系、世界经济危机、国际组织、世界格局、国际工人运动、世界革命运动等内容比比皆是。这些内容引申开去,都有助于形成学生的世界意识。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中还蕴藏着一些隐性的世界意识教育素材。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肯定工业革命?为什么我们不因为工业革命为英国侵略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彻底否定它?美国发生南北战争,这是美国人的“家务事”,我们为什么要否定南方肯定北方?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种问题能够引发学生对世界意识深层次的思考。在二战史的教学中,由于中学生中崇拜希特勒的日见增多,我组织过一场评价希特勒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有些同学认为,在日本侵华战争的问题上,我坚决反对日军的野蛮兽行;但在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我觉得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是合理的,符合优胜劣汰的历史规律。应该说,这些学生是爱国的,但是他们的观点却不能让人苟同。他们认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恩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能做的,高谈阔论而已。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不仅仅仇恨犹太人,它更仇视人类及人类文明,对当时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早在一战后,海明威就曾思考过:丧钟为谁而鸣?不是为某个国家,而是为整个人类!正因为如此,一向仇视共产主义而且声称决不改变想法的丘吉尔才会主动与社会主义的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西斯的希特勒。究其实质,学生错就错在他仅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臧否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我们正确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世界人”,评判的唯一依据应是希特勒是否符合人类利益。

在进行中国史的教学中,应将中国史和相应的世界史联系起来,以进行世界意识的教育。比如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日,正是西方启蒙运动轰轰烈烈之时。结果是有清一代,埋首书堆、回避现实的汉学大盛,整整浪费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而欧洲国家经过启蒙思想的洗礼,革命、改革交替进行,国势蒸蒸日上。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鸦片战争的结局。

另外,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近代世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最早的近代世界意识当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制夷”。这种思想与道光皇帝的愚昧无知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开始向西方学习某些器物的同时,其心扉还处于封闭状态。这种情况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有所改观。甲午战争以后,留洋学生急剧增多,他们的思想新鲜、丰富、活跃,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增强了国人的世界意识。孙中山、严复、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周恩来这些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留学生,他们具备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更兼备全球意识,胸怀天下,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为中国把脉、开药方。他们知道,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制夷”“灭夷”或“排夷”,而是怎样抓住世界潮流,融入世界大潮流。孙中山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由于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前仆后继地努力,中国人民才能在1949年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以上所述仅是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世界意识教育的一点粗浅的思考。其规律有待进一步探索,其方法有待进一步总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学历史教学决不能放弃对学生进行世界意识教育这块阵地。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曾睿智地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新世纪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 要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逐步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这是新世纪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和方向。不辱使命,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本文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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