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了预谋已久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也因此面临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反侵略无疑成了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时代的主强音。在这场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小学历史教育应如何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危难时期的国情，发挥历史教育的积极作用，对国人而言既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笔者拟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全面的探讨。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提倡
与北洋政府对教育管理和控制的极其薄弱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便迅速廓清并确立了教育宗旨，从而也为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确立了“路标”，同时还制订了与学校历史教育有着直接联系的更为详细的教育方针，这是出乎意料的。比如关于教育宗旨的实施方针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与学校历史教育有关。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材阐明民族之真谛”[1]。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给予了学校历史教育在北洋政府时期不曾有的重视。成为中小学历史教育产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当时对学校历史教育嬗变产生间接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属济南事件。据学者的研究[2]，1928年“济南事件”的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果是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上发展的新阶段。从此，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开始得到了官方的强调。比如蒋介石曾于1928年5月22日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这虽是就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而言的，对于学校历史课程的编制，亦有指导性。所以自济南事件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在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在历史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教育，主要包括民族危机教育、国耻教育及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则加固了这一认识。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发展教育的具体政策，其中特别指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历史教育应“以坚定（学生）爱国爱乡之观念”为目的[3]。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训育纲要》，其中特别指出，历史教育，“对于国耻之史事，亦应特别讲解”。该《训育纲要》还附有《小学公民训练》，强调小学历史科教学，要注意“灌输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自信和责任，使学生知道如何爱护国家记忆复兴民族[4]。
需要指出的是，鲜有其它学科能与历史教育相提并论而被政府和领导人重视。在很多场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特别指示和强调要重视加强学校的历史教育，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于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实际上蒋氏的思想意识里一直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一点在近年来的史学界已渐成一种共识[5]。
不过蒋氏过多地强调用中国古代史而非近代国耻史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培养民族精神，这是其一。其二是他往往有意识地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礼”、“仪”、“廉”、“耻”）强加进学校的历史教育，这也是应该注意的。比如蒋氏曾对湖北省中等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参加的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学习班上说：“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的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和地理”。“我们能认识历史，才能获得历史的教训，继承我们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亦唯有一般学生和国民认识本国的历史，始能使他们明礼仪廉耻，以激发其爱国的良知，燃烧其爱国的热枕，而发挥他们救国救民的良能”，“所以历史，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不知道自己祖国历史的人，怎能教他爱国呢？”所以他呼吁“从今以后，大家不好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开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生命”[6]。
1941年11月《教育杂志》“历史教育特辑”发表了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在中等学校史地教员讲习会的讲话。陈氏在讲话中强调了特殊时期历史的重要性和中国历史的特色，呼吁学校历史教师应该“教青年立志，创造未来”，他还希望历史教师“一方面研究教学方法，一方面写史地教材。这是建国的伟业”[7]，需要大家的努力方能完成。
1941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出于国防教育和加强边疆教育的需要，由行政院颁布《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对边疆教育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学校历史教育，应注意“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蒙、藏的历史及事实”、“蒙、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8]等。
二、学术界的极力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趋严重的国难，学术界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希望从学校教育入手，对学生进行国耻教育和民族危机教育，以挽救民族危机。在“教育救国”的阵阵呼声中，学校历史教育被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唤醒中国近代以来由于不断遭受屈辱而在国人心理上产生的挫折与自卑情绪。学术界人士一致认为学校历史教育应果断改革，积极应对民族危机，在激发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信心、恢复民族自信力上发挥出学校历史课程的应有社会价值，从而形成了历史教育发展史上的学校历史教育救国思潮。
比如当时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教与学》杂志于1935年专门设立“历史教学专号”（以下简称“专号”），组织专家讨论学校历史教育应如何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在挽救民族危机中的作用。学者叶楚伧在“专号”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教育是精神国防上最重要的工具[9]。参与“专号”讨论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体现了对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视和国危民亡的一种忧患意识。
傅斯年主要是就如何发挥本国史的教育价值来阐述的。傅斯年认为，“本国史之价值，在启发民族意识。傅氏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发挥历史教育启发学生民族思想的价值。①说明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上的贡献；②亲切地叙述历代与外夷奋斗之艰难；③亲切的叙述国衰国亡时之耻辱与人民死亡；④详述民族英雄之生平；⑤详述兴隆时代之远略[10]。
缪凤林在“专号”指出，历史课的基本目标在于：“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堕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的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11]。
陈训慈在“专号”里指出，“今日中国有独立之名，而几有被宰割之实，我们还怎能不实爱其本国历史，而从历史的启示，以激发民族的精神”。与顾氏相同，陈氏也特别注重民族名人传记在历史教育上的重要性。当时主张发挥名人传记积极作用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缪凤林等人，不过应属陈训慈的论述更为全面。陈训慈将名人分为五类，以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为主，兼及世界史上的名人[12]。第一类名人是“中国历代伟大人物”。第二类名人是“振兴民族之中心人物”。第三类名人是“民族遭难中之忠烈”；第四类名人是“本乡之先烈名贤”。第五类名人是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先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编审、人文组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郑鹤声，对于学校历史教育这一功能，在学人中可谓最为坚决、强烈和不遗余力。他在1935年“专号”里指出，国人民族意识消失殆尽。其消失原因虽多，而历史教学之未能尽其功用，实为根本上之原因。所以历史教育应“为发扬民族精神之宣传，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13]。
1935年12月，郑鹤声出版了他的专著《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并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郑氏指出，鉴于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学校历史教育“旨趣”应注意民族意识的培养，恢复民族自信力。1936年正中书局又出版了郑氏的《中学历史教学法》专著，再这本历史教育学专著中，郑氏重申了他的这一论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如何鼓吹我们民族的意识，如何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学历史教学是有着“重大的使命的”[14]。
1937年郑鹤声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历史教科书不良导向的担忧。他建议应该修订中小学课本。除侧重雪耻复仇救国卫民外，“尤须以忠国、死难、武勇的精神为标的”。所以学校历史教科书，“应该选择能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学内容。这正是国难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15]。
在学者当中，郑鹤声是唯一的一个呼吁注重历史边疆教育的学者。他说，民族意识的确立，非培养国民边疆的观念，不足以御侮；且向来受狭义民族意识影响，以所谓蛮夷戎亟狄等野蛮名辞称呼沿边的民族，故一旦事起，则边防渐失，一受别人的挑拨离间，即生裂痕。鉴于此，郑鹤声认为，“在今日非常时期的教育之下，历史教育的使命，既深且重，而对于边疆的教材，更其不可忽略；而这种边疆的教材，在历史中最主要的，应注意下列三点：（一）边疆的形势与领土的损失和经过；（二）边疆人民生活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的情形；（三）边疆之应如何开殖与发展！”[16]
1937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临时编写出版了《历史教育》专刊。创刊者在第1期上指出了创刊宗旨在于，努力实现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培植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提倡历史教育的普及，研讨历史教育之改进。与1935年《教与学》杂志设立“专号”的初衷相同。比如《历史教育》第2期发表尹炎农的文章《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文章指出，战时的历史教育应树立两大观。一是“借历史来激发本国民族的精神以图自强”。二是“借历史来分析国际政治的大势以谋抵抗”[17]。
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教授在“专号”里基本上肯定了陈训慈名人传记分类的主张，同时认为思想家也应该得到重视。他说，中小学历史教学内容，“须注重民族精神”，此为近二三年来知识分子所异口同声的主张。“但大多数的人只知注意那些最后抗斗以至于为国捐躯，与城共殉之忠臣烈士，而不注意培养民力，胸怀远谋宏猷，埋革命种子于将来之宿儒大师”，“但是我觉得第二种人实际上更为重要，他们的思想及主张，对于民族复兴的精神，更为有效，更为伟大”。“文天祥、史可法之忠烈，固然可歌可泣，可以万古留芳”，但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之思想与精神，更能使我们奋发有为，更能使我们感泣不已”[18]。
学术界专家学者如此积极、热心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希望中小学历史教育能为当前的救亡图存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史没有第二次。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学术界的这种思考，经过杂志期刊等媒体的广泛宣传，形成一股声势浩大且有影响力、号召力的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在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决策制订，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更是一种助力，因为它为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增强教育决策的可行性。不言而喻，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学校历史课程建设，学术界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历史课程方案的制订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中小学历史课程中的体现
（1）小学历史课程分析
总的来看，历史课程中本国史内容，尤其是本国史中能够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思想文化、历史名人的嘉言懿行、近代以来国运的日渐末落的现实、近代中国革命与外交等历史，被重点予以凸现，体现了学校历史教育关怀国运民生的时代价值。与北洋政府时期小学历史课程标准相比，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小学历史课程发展中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
比如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社会》，历史课程目标在于“指导儿童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演进，和文物制度的大概，并培养儿童爱护国家努力自卫的精神”，引导儿童关注民族命运，并能养成积极的心态。在课程内容中，“我国革命运动史”、“中华民国开国史”、“纪念日和国耻痛史”、“不平等条约大概”、“我国古代文化”、“我国历代重要发明”“我国历史上重要人物”、“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和世界各弱小民族独立运动”等都是重要的课程内容。
而1936年《小学高年级社会课程标准》中的历史课程目标，则大大彰显了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强调养成学生“复兴民族”的信念。在课程内容上增加了“我国历代疆土的变迁和现状”的内容，这显然与国土不断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占领有着直接的联系。
1942年《高级社会科课程标准》，在课程内容阐释上较之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社会》、1936年《小学高年级社会课程标准》更为详细。比如对于“我国古代文化”、“我国历代学术思想”、“我国历代重要发明”“我国历史上重要人物”、“我国近百年来的内政外交的重要事实和革命运动”等，1942年《高级社会科课程标准》都作了详细全面的解释。比如“我国历代重要人物的伟大事功”指的是“尧舜”、“夏禹”、“汤武”、“周公”、“孔子”、“勾践”、“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张骞和班超”、“诸葛亮”、“谢安”、“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王安石”、“岳飞和文天祥”、“元太祖”、“明太祖”、“郑和”、“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清初三帝”、“洪秀全”。“我国近百年来的重要外交史实”指出的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中俄交涉”、“中法战争”、“甲午之战”、“列强租界我国港湾”、“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巴黎和会和我国”、“华盛顿会议和我国”、“国际联合会和我国”、“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战与建国”。
（2）初中高中历史课程分析
限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以1932年的《初中历史课标》为个案进行分析说明。其中规定初中历史科课程内容和目标为：①说明“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②使学生“明了吾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③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唤醒学生在本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等等。
总的来看，初中历史课程目标，都非常强调对学生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养成，特别强调通过国难与民族危机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高中历史课标》，在历史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上，除了表述上的差异外，高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论述。
四、历史教科书中的集中体现
谴责日本法西斯对我国的侵略暴行，盛赞我军民英勇反抗侵略的壮举，是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大多数编写者的共识。
如何祖泽1932年为上海新亚书店编写的《初中本国史》，对日本法西斯侵华罪行做了非常及时、更为详细的叙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暴行以及国难的严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传统政策，便是大陆政策”，“以确立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基础”，“九月十八日夜间十时，竟突然在沈阳开始军事行动炮击北大营，占据商埠和沈阳全市。我东北当局，抱定不抵抗主义，于是自事变发动后数小时间，北至长春，南至安东，西至营口，东至延边，皆被暴日占领”，“我政府自始即以诉诸国际联盟，为对付的办法，但最后所得结果，不过由国联行政会，指派五人委员团，实地考察报告后，再图解决。此中敷衍推延的办法，自不能戢止暴日的野心”，“当前的国难，是怎样的急迫啊！” 编写者还高度赞扬了我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保家卫国的壮举，“日军仗其精锐的武器，又依租界为护符，自占优势，我军惟恃忠愤与热血，和大炮飞机相搏，开战以后，屡败日军，使日人增兵十万，四易将帅，而不能取胜，国际视听，为之一变，民族意识，因而觉醒”。作者认为，“其实上海事件，和东北变端，为整个问题”，“东北早已落在虎口，怎样收复失地，保持主权，我全国上下，不可不有长期奋斗和准备重大牺牲的决心”[19]。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课后设计了一些思考题，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关心民族命运。比如“暴日谋吞并我东北的步骤是怎样？”“我国人应当怎样对付？”“暴日在上海开衅的用意怎样？”“我十九路军抗日的战争，有甚么影响？”等。
主张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是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的共识。如李云坡在1934年为北平文化学社编写的《初中本国史》中指出，民族生存与复兴“系于一战”。战事胜负，系于国人今日之自觉。国人今日而苟能立地觉悟；即时消灭党派纷争藩阀割据状态，组成名实俱归统一的国家，然后萃全国才力物力，立谋二次大战的应付，则亡羊补牢，或犹未晚，来日大难，或尚可补；否则，今日之中国民族，亦犹赴屠肆之牛羊，前行一步即去死所逼近一步而已！国人于此，感奋如何[20]？。
梁园东1931年4月为上海世界书局编写《高级中学教本本国现代史》[21]，据编写者在“编辑大意”中所说的，“当本书发排之际，日人侵我东北三省及上海事变，先后发生。事态重大，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现代史中，实为最可注意最可悲的材料。因附撰两章于第六篇国民革命之后，俾读者知所警惕，而共谋挽回我华民族的厄运”，“我们认为欲救东北之沦亡，必须为全力的抵抗”[22]。
朱翊新等人1934年2月在上海世界书局修订《初中本国历史》，较之旧版本，增补了“东北事件的发动”、“淞沪蹂躏之经过”等内容。指出，“中国在此危局之下，全国怎可不上下一心，誓与顽敌相抗，以拯救我垂危的国家！”并配有醒目的插图，如“日军活埋东北民众图”、“淞沪被毁之一斑”、“暴日捣乱之伸展”、“长城被毁之一角”[23]等。
傅纬平1933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与何著《初中外国史》类似，不惜笔墨，以大量的篇幅，揭露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罪行，还介绍了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谴责，赞扬了我十九路军和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抗日壮举。同时还配有插图，比如“火烧东方图书馆”、“十九路军抗日”、“东北义勇军马队”、“九月十八日日军夜袭沈阳”[24]。
又如，赵心人1937年为上海世界书局编写的《初中新外国史》。赵氏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经济都受人操纵，虽然革命曾得部分的成功，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势力的牵制，社会仍停留不进。最近五年，日本的大陆政策急进，到了今日，国家已临到危亡的境线上，所以，“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任务，莫过于抗拒外侮，保守领土，使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然后一切改革与复兴，放可计议。这一救亡责任，已摆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身上，救亡图存，已是刻不容缓了”[25]。
五、教学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受学术界、教学界和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提倡，各级学校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遵循并实施着部颁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发挥历史教育救国的作用。依笔者之见，国难时期的上海光华附中与四川绵阳中学的历史教学就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一定的广泛性。
著名中等教育家廖世承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上海光华大学的副校长和光华附中的主任。在廖世承的热心经营下，光华附中成为民国时期一所著名中学。1936年廖世承在《光华附中半月刊》（上海）上发表《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应有的注意点》一文[26]，实际上也正是光华附中学校教育的实际和特点。廖世承在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最能激发爱国情绪，养成民族自尊心。对于历史教育应注意：①中华民族之形成及其光荣史实，以唤起学生民族观念；②各国民族盛衰之因果及其复兴经过；③外患内乱之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并特别留意当时人民应付国难之经过，以作今日之借鉴；④提示近世世界大势之迁移及我国现状之由来；⑤以传记（名人传记及奸雄事略）为平时历史教育之补充。
这一时期地处内地的四川绵阳中学，同上海光华附中相同，在历史教育中也特别强调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绵阳中学1936年“设施计划”历史科教学目标是这样叙述的：“历史科教学目标及实施，在中学课程标准里，已有详密的规定，如果就国防教育来说，便是直接的爱国教材，各国教育无不着重这一科，因为历史教育，是最能培养民族精神的一种学科，是精神国防上最终的工具”。绵阳中学历史教育的“实施要点”，即教学重点。比如中华民族开拓发展史、外族入侵史、西洋历史盛衰各国复兴之经过等，以“培养学生抑御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27]，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
四川绵阳中学1936年度教学计划（历史教学计划是其中一部分）由于切合时势的需要，得到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高度肯定和表扬，并被推荐发表在《四川教育》1937年第1卷第5期上，示为典范以作其他学校借鉴学习。《四川教育》编辑部还专门写了“编者案”：本省各中等学校，每年例有设施计划，呈报省政府教育厅查核，在二十五年度中，各校所送计划，以绵阳中学最为详尽具体，切合实际，且能处处顾及教育设使方针，适应法令与课程标准，关于教学实施部分，尤多卓见。由此可见一斑。
从乡土教材的编写也能反映出特殊时期乡土教材所承担的历史教育功能，这与地方政府要员和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如1935年陕西省长安县教育局组织编写的关于“长安”的乡土教材，目的明确，使学生了解长安的沿革，引起学生研究我国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养成民族观念，培植爱国的精神”[28]。又如1935年陕西省合阳县乡土教材编辑委员会指出，“我们是奉了教育厅的命令，根据部颁的新课程标准，为发扬儿童们爱家爱乡的固有精神，养成爱国爱群的志愿，故取材以本地方性为限”，“本书采取本地民族英雄故事，人情风俗，和先贤时哲的爱国事实，以激发儿童们的民族思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