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好课标和课本就是最大的“减负”

——教材编写专家马执斌谈“减负”

来源:中国教师报 作者:本报记者 叶 飞 添加时间:2008-4-29 10:27:00

　　　　新课程标准本应担起“减负”的责任

　　　　中国教师报：您有着20多年的编写教科书经验，而且曾参与过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现在大家都在谈给中小学生减负，在教科书编写这个环节，是不是也能有所作为？　　
    马执斌：是的，对于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课程标准的制定和课本的编写这个环节有许多工作可做，可以说，如果课程标准和课本编得好的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负担。事实上，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要减少以前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存在的偏难繁重现象，减轻学生负担，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效果和预想有很大一段距离。

课程标准的制定要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

    中国教师报：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执斌：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我想，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一，课程标准的编写者大多是大学相关学科的学者，他们算得上是学科专家，但这部分人对中小学教学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因此，他们设计、制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就难免“繁、难、深、重、偏”。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例，这个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有一条是：“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这简直就是一部简明中国文学史，但这个教学内容最多只能安排两个课时，而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在两个课时内掌握这么多内容，负担该有多大？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师，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没读过“汉赋”，怎么能给学生讲好呢？由此也能想到，教师的压力该有多大。
    另外，课标的这些制定者大多是某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有些人就本着“我这门学科一定要后继有人”的想法来编写教材，因此，一些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知识也被加入到中小学教材中来了。这些本来应在大学甚至研究生课程中出现的知识，无疑加深加重了中小学师生的负担。我曾经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送给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看，他说：“课标的内容编写得很好。不过如果高中生能完成课标要求，起码能达到现在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水平。”我想，这位老专家的言外之意，是说这个课程标准远远脱离了普通高中的教学实际，要求太高了。
　　　　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课程标准的制定一定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和中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否则就会给师生带来无谓的学习困难和负担。这次新课程改革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学科知识的模块化。这种学科知识的梳理和教学方式也受到了许多师生的欢迎。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模块化。我个人的看法是，模块化教学比较适合理科知识的学习，不太适合历史等文科的学习。

    不能学别人的东西只学个皮毛，反而把自己的东西也丢了

　　　　中国教师报：您刚才强调了历史等学科不适合模块化教学，为什么？
　  　马执斌：时间是唯一能将一切历史事物贯穿起来的线索，时间的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是既往的、不重复的。时间的顺序性反映着历史事物的纵向次序或因果关系；时间的同期性反映着历史事物的横向联系或并存关系。注重历史顺序也是我国传统历史教育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
　  　历史从古到今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来的，课程标准将历史内容以模块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要求教学内容都以专题形式呈现，出现了很多问题。从各家出版社编写的教材来看，初中历史和高中历史内容重复的地方并不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旧教材中初高中历史教学内容重复的问题，并且以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题形式呈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同期性和因果关系，不利于学生掌握历史全貌。
    比如十三届三中全会及会上形成的决议，既是思想史上一次大解放，也是一个政治纲领，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人为地把这几部分分割，很难让学生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形成整体上的认识。

    中国教师报：其他国家在制定课程标准时如何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
    马执斌：课程标准在我国早已有之，并不是个新鲜的提法。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教学都是有课程标准的，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沿袭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才改称为教学大纲。现在只是重拾以前的提法。
　　　　课程标准是西方国家的提法，我们现在制定的课程标准也是参考欧美国家教育体系的结果。其实，即使是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实行了模块化教学体系，比如，他们历史教学中对时序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我们。美国国家学校历史课程中心于1996年发行的《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标准应当以年代顺序为基础，这是一种有助于理解历史模式和历史因果关系的有条理的方法。”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看看，无论是世界史还是美国史，都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尤其令我注意的是美国史，因为美国史时间并不长，即使这样，《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仍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安排课程内容。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的这个标准还把培养学生的时序思维能力，放在了课程标准要求的培养学生的五种历史思维能力的首位。
    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固然没错，但不能学别人的东西只学个皮毛，反而把自己的东西也丢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中国教师报：在您看来，课程标准如何制定才能避免您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马执斌：首先是课程标准制定编写成员的筛选上，要请本学科领域内的大专家、大学者来主持，课程标准的制定者一定是了解中小学教育的；其次，这个课程标准的制定编写者不仅要有学科专家，还要有课程论专家和教学论专家；不仅要有专业的编辑参加，还要有真正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的教师参加。只有做到了相关专家、一线教师和编辑三结合，课程标准的制定和编写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失误。尤其要注意的是，应当多吸收一线优秀教师参加，并让他们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找来一两个已经脱离了一线教学实际的特级教师来做点缀。

有些课本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负担

    中国教师报：除了课程标准，课本是不是也存在加重学生负担的现象？
    马执斌：当然有，课程标准有问题，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课本自然会有问题，可以说，课本编写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课标问题的显性化。但也有一些问题是课本编写过程中出现的。
　　　　一个是课本越来越厚了，学生的阅读量大大增加。很多人怀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生活，认为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很快乐、很幸福，没什么学习上的压力。我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为了作对比研究，我专门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的一套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这套于1955年秋季新学期使用的历史课本共四册，供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使用，总字数为20.5万，平均每册5万多一点；而上个世纪6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四册总字数为23.7万，平均每册不足6万字；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的总字数为84.23万，平均每册21万字出头；新课改以来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四册总字数为55.4万，平均每册13.85万字。从字数上就可以看出来，现代初中历史课本的阅读量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中生阅读量的好几倍，学生的负担能不重吗？
　　　　从这组数据中你也可以看到，新课改以来的课本比课改以前的教材的总字数有所下降，但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重了。我这几年到各地去做调研，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新课程标准教材每册又增加了4-5节的历史活动课。活动课的工作量很大，比如要搜集资料，做研究，甚至还要写剧本、搞课本剧，这些都花费了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一线教师反映，若要按要求完成活动课的任务，师生付出的辛劳比正课要大得多。历史课是这样，其他课程也存在这种现象。
    其次，课本越来越难读了，这给学生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课本属于普及知识的读物，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应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简明扼要，行文最好以短句子为主。但现在的课本，很多版本都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举个例子，某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中国历史》7年级下册第73页，在一篇名为《宋代城市风行蹴鞠之戏》的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个故事逐渐演变成为《水浒传》中奸臣高俅因踢得一手好球得到宋徽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的情节”。
    很难想像这样的句子学生读起来不吃力。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教材编写者的素质问题。据说有些版本的教材，名义上的主编是某个学科专家，而实际上是由一些研究生编写的。很难想像这样的教材能没有问题。
    再次，是课本越来越难懂了。如今的课本，专业术语和抽象概念越来越多，增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据说有的专家在编写课本的时候居然把大百科全书都搬来了，这实际上是不顾中小学生认知规律的表现。
　　　　还有就是模块化的编写体系，人为地把历史分为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造成了各个模块之间知识点重复的问题。比如辛亥革命是个政治事件，首先在政治史里肯定要讲的，但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也属于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在文化史中要讲到，辛亥革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在经济史中也会讲到。因此，从已经出版的教材上来看，原有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历史课本里知识点“繁”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造成了同阶段的历史课本里各模块之间知识点重复的新问题。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马执斌：首先是课本编写者的素质参差不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课本为什么字数少并且通俗易懂，看看当时的编写者队伍就知道原因了。仍以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为例，我们看到，这套课本的编写者是汪钱、邱汉生、陈乐素；校订者是叶圣陶、巩绍英。汪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汉生也是一代国学大师，著有《四书集注简论》、《诗文钩沉》、《宋明理学史》等，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陈乐素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大师、宋史专家，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叶圣陶先生不用多说，大家都相当熟悉了，他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巩绍英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还是著名的诗人。这样强大的作者队伍编写出来的课本能差吗？
　　  还有就是课本的编写没有尊重学科教学规律，这一点不再多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各个学科之间以及本学科模块之间的统筹联系工作没做好，造成了学科之间、一个学科的模块之间的知识点交叉，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比如敦煌莫高窟、洛神赋图、步辇图、墨梅图、蒙娜丽莎油画、阿尔巴圣母画、自由引导人民油画等，历史课要讲，美术课也要讲，两门学科缺少沟通，没有协调，讲的内容雷同的不少。再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史课要讲，语文课也要讲，内容重复的不少，浪费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也浪费资源。必须统一安排教学内容，解决好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同时也能减轻一些学生的负担。
   
  　　中国教师报：您刚才对课程标准、课本编写提出了建议，那么，在课本具体内容的编排上，您觉得还应注意什么问题？
    　马执斌：实际上，课标、课本方面的减负最终都要落实在课本内容上，无论什么版本的课本都是根据课标编写的，知识都相差无几。但课本的通俗程度和课本内容的结构形式却是可以进行大胆创新的。
  　　还有就是辅助教材的使用，如果能有个科学的安排，也有利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比如《历史地图册》的内容可以放到教材中（有些根本没用），对课后的练习反馈题、活动探究题如果能进行更好的设计，可免去《历史填充图》等教辅的使用；还可以在课文后进行适当的提示和引导，把乡土教材、校本教材等学习资料结合起来，等等。其实，其他学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考虑教学辅助材料的使用。

    马执斌，男，回族，1946年5月16日出生于北京。1970年至1977年，北京市大兴县宠各庄中学当历史教师。1977年至1987年在北京大兴县当历史教研员。1987年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曾参与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学大纲》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制定小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