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世江:“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
(历史教学编辑部,天津300051)
历史教学中学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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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中也有相同的内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脉络不是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
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公开出版。他在这本书中以通俗的语言、提纲挈领式地勾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按照他的学术见解,新课程的这个专题根本不该冠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表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传授、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现在,“文化”一词已经用滥了。严格地说,教科书如果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就应解释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要求学生学习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还贴切一些(“宝库”一词不敢恭维)。在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我们要告诉学生的实际也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变化的主线是什么?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尽管诸多学者的意见言之有理,我们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先从实际出发,解决在课程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违背历史的基本面貌。
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现在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问题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基础性要求,教科书也应换个视角选择内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在中学讲专题,内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线索。儒家思想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看明清思想家,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新旧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课程采取专题形式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使专题内的各课前后衔接、串连贯通。新课程必修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个学习模块也应互相呼应,尤其是中国史的内容,做到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儒学从孔子的思想说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各版本说法不一。人教版新旧教材始终坚持说是“仁”,岳麓版说是“仁”和“礼”,人民版笼统说: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不再深入解释。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栋,有坚持“仁”为核心说,有坚持“礼”为核心说,也有“仁”和“礼”并为核心说。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对于高中教学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把“圣人”放在哪个线索、哪个位置上加以介绍。从课程标准到各版本的教科书,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须介绍的,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从来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大到可以和皇权对抗。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正是因为宗教思想不是统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学讲古代思想专题就可以不讲佛教和道教,突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
从先秦儒学到独尊儒术
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丧家之犬(时下叫流浪狗)。儒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刘邦。他在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这个当初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尊师重道呢?是叔孙通让他开了窍。叔孙通用礼制操练那些与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使他们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萧公权说:“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据的。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中国通史简编》)。
“礼”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第十一》)。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他们都没有强调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孟子还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论者是荀子。荀子认为君主的职务重要,“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没有神化君权的意思。而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以后,虽然神化皇帝为“白蛇”“赤龙”转世的说法少了,但是,至少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几乎都被描绘得离奇而有异相。比如《明太祖实录》中说,朱元璋的妈妈梦见在麦场上干活儿,有个长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药,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红光闪耀,以致邻居以为朱家失火,赶来营救,红光却又消失了。历代皇宫宝殿坐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阳为位”的含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汉代之前就有,但是,将这些迷信与先秦儒学的“礼”结合在一起,却是汉代儒学的创造。胡适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礼”的阐释。萧公权说:“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一事,为前人所未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这就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发明权是董仲舒的。汉代儒学的附会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其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给君主戴上了绝对权威的光环,形成对一个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他说:“试看两千年帝制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总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称‘天纵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则称之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当社会震荡,必有‘真命天子’将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凭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重整纲纪,带领社会走出峡谷,再开‘新天’。”“以儒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臣民心里牢牢地埋下了君主为一国之主,安危所系,须臾不可离却,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他把这种现象叫“天才统治”史观。(《中国历史通论》)对皇权崇拜观念的形成,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一帮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几乎同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说将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君权神授的理论很难再成气候。因此,仅就思想观念而言,西方也很难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