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煜：历史教科书研究2—1

（二） 清末中学历史教科书

1、 清末翻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清末的教科书，起初以翻译西书为主，甲午战后，民间书商与学堂开始自编教科书。早期教科书多由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而来。1877年，传教士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字为“益智书会”）。其任务是为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材。在历史教科书方面，比较有名的如金楷理等翻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傅兰雅翻译的《俄国新志》和《法国新志》，林乐知翻译的《四裔编年表》等，均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其中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最富盛名。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一股翻译日本书籍的风气，其时翻译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种类相当多，影响较大的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

2、 清末民间自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骤增，对教科书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由此，民间纷纷自编教科书，专门出版教科书的出版商也应运而生。当时名气最大、出版质量较高的出版社要属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在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章嵌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影响较大。

自编历史教科书中，最有名气的是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分三册出版）。它是夏氏一生中最重要的史学著作。该书内容并不完整，只写到隋代。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内容上，初步打破旧史学的体系，对于每个朝代的叙述，一般先详其治乱兴衰，然后介绍宗教、风俗、思想等，对各民族的征战与交流、宗教发展与学术思想的演变等内容叙述尤详。而且，全书贯穿进化思想，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第二，在体裁上，采用西方的章节体，按时代发展特色将中国历史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时期。第三，在编写手法上，将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历史，用浓缩精炼的内容、生动流畅的语言呈现出来；书前有“序言”“凡例”，书后有“书目”“附录”，课文中还偶尔夹杂图表，初步建构了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它还具有明显的“学科取向”和“社会取向”兼重的课程意识形态。即，既重视社会道德教化，也强调学科知识和发展学生理性批判思考能力的重要性。这些都颇有新意，对以后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以今日眼光来审视，它也有一些不足，如章节比例粗略不均、有的内容显得拉杂而抓不到重点等。[4]

（三）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

1、 民国时期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探索

民国成立后，许多出版社都编辑出版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质量较高，发行量最大。20年代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普及白话文是一项重要内容。此后，白话文教科书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教科书。吕思勉编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1920年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历史教科书。该书丰富的史识和流畅的笔调，对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制产生很大影响。

20年代，顾颉刚在编写、出版上古史教材时提出“层累造史说”，改变了过去以神话传说为历史教科书开头的编写方法，建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疑古学派。当时注重以学术研究提升教材的品质，学者撰写中学历史教材。民国时期，金兆梓、何炳松、陈衡哲、周予同、陈登原、杨人楩、姚绍华、郑鹤声等许多著名史学家都参与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他们求真务实的编写作风，在20-30年代的史学界颇有代表性。不过，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有许多仍受到批评。意见归纳起来有：一是部分教科书内容有误；二是编辑不当，“拉杂成书”；三是不合时宜，未能符合历史教学目标；四是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容雷同等。[5]当时虽然版本较多，但内容还不能使人满意。

30、4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我国，这一时期的不少历史教科书，都带有鲜明的抗日情绪，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具体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感情充沛。从选材、内容到字里行间，到处充满着爱国激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使读者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二是图文并茂。一般都选编了若干抗战的实地照片。三是时代性强。不少教材一直叙述到最近阶段，有的时间下限一直到当年。

课程变革自然会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制产生影响。20年代初，由于推行新学制和进行课程改革，初中历史课程曾经一度将中外历史合并。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运森编写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该书共两册，分为九编，分别叙述中外史前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思想史、战争史等各个方面，体裁是中外历史合编的专题史。其编辑大意自云：“本书打破朝代和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该书在当时曾风行一时。然而，它也存在一些缺失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按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战争史等分门别类叙述，是否琐碎？并且是否容易造成彼此间的重复？对于初中生来说，通过这种专题史的学习，是否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等等。大概由于编写难度大，之后再也没有人轻易尝试这种中外合编的专题史教科书了。

在体例结构的探索方面，由顾颉刚、王钟麒编撰的《现代初中本国史》（1923年出版）首创大小字体相间编排之先河。按顾颉刚的说法，大字为“主文”，就是课文，供一般中学生之用；小字为“附文”，就是参考文，供给教员及高才学生共同参考。附文的种类，有传记、原文、论议、考证、注释等。[6]这种体例，后来被不同时期的许多历史教科书所袭用。在编辑方法上，还注意使用插图资料，以配合文字说明。比如，杨人楩编的教材，采用了大量古迹照片，如“曲阜孔庙”、“廓尔喀战役纪念碑”、“北京京师图书馆四库全书之部分”等。陈登原等编的世界史课本，插图包括埃及木乃伊、腓尼基人军舰、荷马、恺撒像、罗马街道、米开朗基罗的画、路易十四、彼得大帝、拿破仑、玛志尼、俾斯麦像等。此外，还注意发挥图表的功能。如，一种《高中中国史》，仅两汉史一段，即设计了“七国首领表”、“前汉地方区域表”、“王莽四夷表”、“光武一统表”、“东汉党祸表”等12幅图表，起到帮助学生复习和综合知识的作用。[7]除了插图、图表外，有的历史教材还附有大事年表和各种习题，有的还有总复习。习题的形式有问答、填表、整理、填充、选择、解释、改正等，藉以训练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探索，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体例上逐渐趋于成熟。

2、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几点启示

第一，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时编写中学历史课本的大都是一流的文史学家。他们将新的研究成果注入历史教材，使历史课本的编写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第二，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不断更新。民国时期的课本虽然可以由私人编写，但是必须经过教育部的“审查”、“审定”。编者比较注意观点的不断更新。如，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初级本国史》，对历史上的革新和部分农民起义持肯定态度，对现代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也持赞扬态度。[8]

第三，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在继承中创新。如，20年代初产生了白话文教材，后来又出现大、小字体并举的编排体例，还有注释、思考题、历史图片、历史地图，等等。这些编排方式，提高了儿童阅读历史教材的兴趣，使教材的工具性逐步显现。

（四） 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1、 50年代至80年代末中学历史教科书

与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相比，新中国教科书的显著区别，“主要在于以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取代了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史学观点，至于教科书的体例则没有从教学的角度着重加以改革。”[9]从50年代前期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认可的、唯一有权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专业出版社，承担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任务。

1956年出版的初、高中中外历史教材，是新中国第一套比较完备的历史教材。当时著名史学家陈垣、邓广铭等撰文称颂这套教材。[10]史学家侯外庐评价高中教材的优点：一是在重大的历史问题方面概括了史学界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二是叙述简约通俗，虽然不大出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是寓理论于叙述之中；三是增加了经济史、文化史的内容；四是以关键性的史实，突出说明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11]但是现在看来，这套教材已有“左”的倾向抬头，如，以一目单独介绍无产阶级领袖的著作等。

1963年编辑的历史教材，其指导思想是纠正“左”倾思潮对教材的不良影响，反对空发议论，强调“按照年代顺序，具体叙述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12]

1978年出版的历史教材，是在结束“文革”的背景下编写的。它编写时确定了几条基本准则，如，关于农民起义，教材按历史事实叙述，摒弃路线斗争的提法；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的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教材要予以适当反映等。这套教材的主要贡献，是肃清“文革”中影射史学的流毒，使历史教学走上正规。但长期以来的“左”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

2、 90年代后中学历史教科书

90年代以后，国家实行教材多样化政策，教材建设进入新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继续编写各科教材，“人教版”历史教材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占绝对优势。[13]此外，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地也编写了初中历史教材，供部分地区选用。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我国新一代历史教科书。新一代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特征是，教科书从历史著作中脱离出来，有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功能。从内部结构上看，形成了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14]以“人教版”为例，这一时期初中历史教材的主要变化：一是采用“课题体”；二是改用大开本印刷，图文并茂。从1996年起，又编写出版“面向21世纪”的高中历史教材。此后根据使用情况不断进行修订。

新中国以来，尤其近20多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从单纯的知识教学，到知识教学、情感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兼顾；从较严肃到生动活泼和注重个性发展；从观点较“左”到基本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总体上看能够与时俱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吸收史学研究成果不够；培养观察和思考历史问题能力方面的设计比较欠缺，教材的呈现方式主要还是有利于教师“一讲到底”式的教学，等等。因此，新世纪初，更大规模的历史教科书改革拉开了序幕。

[1] 据统计，在《幼学琼林》中，有关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容占到全部内容的40%左右。见王艳香：《明清时期童蒙读物中的历史教育初探》，首都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第13页。

[2] 张心恺：《中国传统历史启蒙教育初探》，（台）《历史教育》第2期，1997年12月出版。

[3] 王艳香：《明清时期童蒙读物中的历史教育初探》，首都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第17-18页。

[4] 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台湾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第166页。

[5]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历史教学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转引自林素瑜：《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台湾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第142页。

[6]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3月出版。

[7] 臧嵘：《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8]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1页。

[9] 白月桥：《历史教学问题探讨》，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10] 王宏志：《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 侯外庐：《介绍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1956年第7期。

[12] 苏寿桐：《史编拾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13] 据严志梁先生1995年的估计，“人教版”历史教材占有全国70%以上的教材市场。见严志梁：《世界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

[14] 白月桥：《新一代教科书的结构与功能》，载《面向21世纪历史教材与历史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

编者按：历史课程网将连载朱煜教授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欢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