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叙述深广度的衔接
所谓叙述的深广度,是指对历史教科书中出现的人物、事件、政策措施等概念、名词分析的详略程度。高中历史教科书必须在初中内容的基础上加深、拓展。换言之,要改变初中历史教科书重描写过程、说明现象的笔法,而深化对历史情境的解释、历史意义的分析。初中历史教学是为了建构学生的基础知识,因此,教科书的编写应偏重说明Who、When、Where、What;高中历史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比较、判断的能力,因而教科书的编写应着重说明Why、Result。[9]下面,笔者试以各版教科书都有的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为例,对教科书叙述的深广度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关于张学良、杨虎成与西安事变问题,各版本的叙述如下:
【初中教科书】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民政府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要围攻红军。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带领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2月12 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人教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随后,国民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
【人民版】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向到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发动兵谏,要求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岳麓版】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国民党政府内部发生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局面的最终形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岳麓版”还有两段小字(楷体字)对上述内容做进一步阐述:
1、1935年秋,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奉命在陕西进攻红军,损失很大。两军将士不愿意再打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但蒋介石两次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但没能成功,蒋介石还要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走,借机削弱两军的力量。在多方因素的促成下,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派卫队营长孙铭九领兵去临潼捉拿蒋介石,逼蒋抗日。
2、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以消弭内战、逼蒋抗日为目的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大象版】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驻扎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蒋介石,仍逼迫张、杨“围剿”红军,并于1936年12月初亲临西安督阵。张学良、杨虎城在苦谏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实行“兵谏”。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经过中共和张、杨的努力争取,蒋介石被迫答应了改组政府、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内战从此停息,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举行谈判。
经过比较、对照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张学良、杨虎成与西安事变,高中各版本教科书的叙述几乎与初中教科书“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内容不但没有加深,有的反而更加简略(如人教版)。当然,高中四个版本中,岳麓版在小字(楷体排印)部分,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各种因素,在初中教科书的基础上作了一点剖析。其他三个版本,尽管遣词造句多有差异,有的版本,如大象版,叙述还比较精练、准确,但论述的深广度均没有超出初中教科书的水平。可见,大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对内容的深广度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缺乏深广度、低层次重复的高中历史教育,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学习上的浪费。
造成深广度衔接性差的原因,笔者分析,一是课程标准本身缺乏微观层面的目标、要点,有的“内容标准”表达相当粗放(如“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这使得高中教科书的选材弹性过大,编者热衷于增加一些新概念,藉以提高教科书的所谓“深度”,而忽视了对重复概念叙述深度的追求。二是在观念上,诚如著名学者葛兆光所言,很多编者作者把“通俗”、“易懂”当作可以偷工减料或降低标准,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而且以为没有个性化的观点就代表了一种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识。于是,不少教科书叙述平庸,就好像《水浒》上的那个焦挺“没面目”,当然也就失去了让人阅读的兴趣。